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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來，部分商家照常銷售過期食品的問題被不斷曝光。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過期食品的回收、銷毀、監管等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導致監管不到位，而依靠經營者和企業的道德自律又不靠譜。有專家指出，應加強相關法治建設，食品的退市、銷毀制度，可參考藥品實施過程控制管理。（《大河報》3月20日）
毋庸諱言，“多頭管理”在很多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一頭豬從養殖場到餐桌，至少要經歷5個部門，其中養殖時歸農業部門管；商務部門負責屠宰；到了市場則歸工商部門管；到飯店、食堂上了餐桌，又成了衛生部門的責任。在“多頭管理”中，各職能部門很容易在利益爭奪中出現重疊，而在責任追究中出現真空。因此，我國《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一負責、領導、組織、協調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監督管理的工作機制。
如果說此舉旨在事前預防，問題產品如何處理同樣不應被忽略。某些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引起公眾強烈憤慨，正是因為問題商品卷土重來所造成的二次傷害——如回爐奶、染色饅頭、包括天怒人怨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等。
雖然《食品安全法》明確提出“國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但由于缺乏細則而時常形同虛設。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對于那些被曝光的問題食品而言，大多只是下架了事，很少被召回。即使出現“召回”，依據《食品召回管理規定》——食品生產企業對其生產的食品安全負責，切實履行召回義務——生產企業才是召回問題產品的義務主體，自家生產的東西出現問題，只能自己收回消化吸收。
那生產企業將如何處理那些問題食品呢？《食品召回管理規定》要求得很清楚：對被召回的食品，采取無害化處理措施的，不得將無害化處理后的產品重新用于食品生產和銷售；對被召回的食品，采取銷毀措施的，銷毀過程應當符合環境保護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顯而易見，召回不是回收這么簡單，而必須對問題產品進行科學規范的處理，這種處理具有一定技術門檻。接下來的問題是，是否所有的企業都具備這樣的技術條件？是否所有企業都心甘情愿作此處理——問題商品下架已使他們遭受損失，他們愿意額外增加投入使這些產品化為烏有嗎？答案恐怕不容樂觀——即使像三聚氰胺毒奶粉那樣惡性的事件，也在一次次死灰復燃中刺痛公眾眼睛。
籠統的程序規范、過輕的違法成本、再加上額外的處理成本，這一切使得商家在處理問題商品時很容易重新利用——既然問題商品只能由自己回收處理，與其投入沉沒成本將其化為烏有，不如改頭換面重新創造利益。我們當然可以斥責商家此舉“缺少道德血液”，但更應將相關職能部門明確為食品召回的主體，由其實施科學規范的專業化處理。這實際上也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慣例：美國幾乎每周都有食品召回事件，平均每年有300余次成規模的食品召回；加拿大每年大約發布約350次食品召回令，與密集的食品召回相匹配的，是嚴格的監督管理制度以及成熟的回收加工利用體系，問題產品幾無死灰復燃的可能。
就食品安全而言，明確部門分工、加強市場監管以預防問題食品的出現固然重要，問題食品的處理同樣不可或缺。與其要求生產企業因此承擔額外責任，不如由專門的行政機構負責統一召回處理，這不僅便于問題商品的規范化處理，也不失為對企業違規逾矩的一種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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