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大蔥突然價格高漲。有專家提出應當依托市場測算出全國各地農產品品種和數量的統計,而后有針對性地指導種植、生產，也有專家甚至提出建立一個覆蓋全國范圍的農業信息發布系統，在每個縣市統計重要農產品目前的種植養殖量和將來的意向，以防止農民盲目種植。
　　我認為這樣的觀點初衷雖好，但是無法操作。
　　可以注意到，有關部門已經在做價格發布平臺，及時發布各地的農副產品批發和零售價格。價格是公開透明的，可以沒有成本，沒有阻礙的采集到。伴隨著交易價格，同時發生的是交易量。如果想要采集到交易量，就有相當的難度，因為這涉及到商業秘密，涉及到稅費的繳納等等。
　　如果計劃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農業信息發布系統，最先面臨一個問題是數據怎么來，是農民上報嗎？是上報種植面積還是預計產量？如果天氣變化，上市日期、產量會不會有變化？事實上很多情況下農產品的價格波動是因為天氣的原因。當然，之后有一個誰輸入、誰跟蹤、誰調整的問題。
　　那么農產品價格波動，我們只能聽之任之？當然不是。
　　必須依靠農產品規模化生產。規模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集中的企業化。比如褚時健包了兩個山頭，種了2400畝冰糖橙。2008年雪災，他認為天氣的影響肯定會導致來年的冰糖橙減產，于是決定將果園里的5萬株蜜柑挖掉，換種冰糖橙。雖然這樣做的直接損失要200萬元，但褚時健當機立斷，結果第二年果然冰糖橙價格走高，褚時健多賺了1000萬元。
　　另一種是松散有規則的農業合作社。美國越橘合作社(NCC)就是個例子。NCC在北美所有重要的種植區都有經營業務，除了提供相關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越橘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外，面對1968年越橘產量過剩的局面，合作社求助于1937年通過的農業市場協定法案。
　　據此法案，如果政府和多于2/3的種植者同意制定一個限制產量計劃，種植者就能夠調節和控制農作物的產量。1968年的越橘市場規則規定：今后6年不準開發新的種植土地；并在第6年末，給每位種植者分配的最大準許產量等于其在1968年到1973年間最佳兩年產量的平均值。87%的種植者投票支持。而根據1970年的越橘市場規則規定：種植者和政府商定該年留出10%的產品不進入市場。在收獲前，由種植者和農業部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監督，種植者將10%的果品留出。
　　這個例子，給我們兩個啟示：一是面對產量的過剩，最好的方法不是政府的指導和強制，而是壯大了的合作社自我約束。二是政府的作用不是具體指導每一個農民該種什么不該種什么，而是建立完善的法規體系，讓農民們有能解決問題的組織和能解決問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