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處于債務危機漩渦中的希臘，近日與債權人達成了一項協議，以賴掉70%債務加新債換舊債方式，避免了未來兩年內破產的危險。這件事似乎標志著困擾金融市場兩年之久的歐債危機進入尾聲，市場備到鼓舞，道瓊斯指數再次攀高，眼下離危機前的歷史紀錄僅一步之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正在陸續散去，但危機后遺癥不會很快消失，特別是各國應對危機采取的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火箭般上升的政府債務，將在未來數年里成為令決策者棘手的難題。
　　世界進入了后危機時代，甚至可以更樂觀地認為已進入新一輪復蘇與增長時代。但這場危機的經驗教訓仍有待進一步總結，其中更有一些對中國有著特別的啟示。如何處理需求管理與供給改革關系，供給改革如何推進，就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回頭看這場危機，各國情況差異很大。既有沖擊巨大但復蘇很快的美國，也有長病不起百上加斤的日本，還有受單一貨幣制約病痛長期化的歐洲，更有強力抗過沖擊隨后又進退維谷的中國。此種差別原因復雜，但各國市場機制是否健全，是否及時進行了關鍵改革，則是最主要原因。
　　經濟政策大致可分兩類：一是需求管理政策，如擴張性或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其意在熨平短中期的需求波動，使需求盡可能地與潛在供給保持一致，以實現物價穩定下最大增長；另一類是供給政策，主要通過體制改革或機制優化，來提升潛在增長能力。廣義上說，所有經濟改革目的都是為了提升經濟增長能力，因而均可認為是供給改革，但從各國具體實踐看主要有三個內容：一是解除產業管制，推動產業競爭，國有企業問題大的需要進行私有化；二是優化社會保障，避免社會福利膨脹到阻礙經濟活力；三是增強勞動力市場彈性。
　　先看美國。盡管美國是危機發源地，當時形勢也最為緊急，但其后來復蘇速度和力度無疑都超出了悲觀者的預期。美國之所以沒有陷入長期蕭條，需求管理政策及時且力度足夠大無疑是重要原因，但需求管理只不過能短期頂一頂，救一救急，使經濟免于快速崩潰。美國經濟體系內在所具有的極強靈活性，才是經濟快速恢復的根本原因，而這種靈活性正是1980年代初被稱為“里根革命”的供給改革的結果。
　　1980年代初，里根總統推出了一場自由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其主要內容是減少企業和個人稅收，放松政府管制、減少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降低公共開支和福利支出（如大而不當的養老金、效率低下漏洞百出的住房保障制度），大幅減少產業管制和審批。這一輪改革重新激活了自由市場的活力，盡管金融業后來受過度創新之害并誘發危機，但這次改革所塑造出的企業競爭力，高速應變的勞動力市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國經濟活力的根本保證，也是此次美國能迅速走出危機的關鍵。沒有這些，縱使美聯儲再將貨幣閥門加大一倍，國會將赤字再擴大一倍，也不可能在衰退4~5個季度之后快速復蘇。
　　歐洲的表現更耐人尋味。盡管南部諸國（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受制于單一貨幣，失去貨幣工具，因而不得不靠硬性削減支出，降低工資水平來部分獲得對外競爭力，但需求工具的制約并不是導致這些國家陷入危機且難以走出危機的根本原因。這些國家陷入危機的根源在于其競爭力的低下，而其競爭力低下并非人力教育資源不足，這幾個國家在這方面與區內北部國家并無實質差距，并且這三個國家加入歐元區都有10年左右，在單一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些后發國家完全可以利用這種極為有利的優勢，通過效率提升來獲得超過德、法的增長率，并進而實現人均收入“趨同”，而不是依靠外資流入來獲得泡沫式高增長。不幸的是，表面繁榮掩蓋了這幾個國家的嚴重結構性缺陷。
　　這幾個國家普遍有如下結構性障礙：一是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比如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制，企業很難解雇那些長期雇傭合同人員，因此企業根本不敢輕易雇人，年輕人因此失業率奇高。還有，過度保護出租車、面包等一些行業的從業人員，導致效率低下。二是福利脫離實際既加重社會負擔又降低了人們的就業意愿。例如西班牙，雖然年輕人的失業率接近50%，但該國勤勞的華人卻幾乎人人有事可做。再如，希臘公務員部門極其臃腫，福利嚴重過度，公務員不但領取14個月薪水，死后其離婚或單身的子女仍可繼承其福利。三是存在一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如希臘的鐵路、港口、電信等部門。危機發生后，為了獲得外部援助這些國家被迫改組政府，進行財政收縮（屬于需求管理）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屬于供給改革），但老百姓抗議聲此起彼伏，進展有限。以希臘為例，歐盟等機構為了逼其改革不得不分階段提供援助，將其與改革進展掛鉤。
　　相反，德國不僅安然度過此次危機，而且一直充當拯救歐洲的關鍵角色。很多人從德國制造業傳統優勢、國民勤勞等角度來理解這種巨大反差。其實這是非常片面的，他們嚴重忽視了德國本世紀初進行的一輪改革的作用。
　　1990年代，受高稅收、高福利、市場僵化以及兩德合并花費大量財政的影響，德國經濟步履艱難。1998年施羅德總理上臺不久就制定改革計劃，著力改革僵化的勞動力市場，降低稅率，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并加強再就業培訓。2003年又制定了一項名為“2010議程”的長期改革綱領。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稅收降低后既刺激了投資和消費，又增強了國際競爭力，而福利的降低既激活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又降低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這一輪深入的改革徹底將德國帶出了經濟困境，其效應更是在這次危機中充分展現。
　　由此可見，一國能否推行有效的結構性改革，不僅決定平常時期能不能實現良好增長，而且也直接影響其抗危機的打擊能力以及危機沖擊之后的復蘇能力。那些結構性問題嚴重的經濟體如不從供給角度進行改革，以提升經濟效率和競爭力，只是沉迷于財政貨幣政策的騰挪，很快就會走向山窮水盡，遭遇一大堆“兩難”困境。相反，失去需求管理工具有時更有利于倒逼改革。歐元區南部諸國受制于單一貨幣而失去刺激工具，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機遇，它使得政客們不能通過貨幣貶值和通脹帶來虛假繁榮。
　　一國如在繁榮時居安思危進行改革當然最好，遇到小沖擊能適時推動改革也不錯，但如果非得要發生大危機才能刺激改革，甚至大危機下仍無法推動改革，那就相當糟糕了。希臘等國的改革雖遲到太久，但如能實質推進仍可造福于未來。持續不斷的抗議聲浪正是考驗改革決心之時，當年里根和撒切爾改革時，游行示威不斷，施羅德推行改革的時候，民望一跌再跌，甚至執政黨內有6萬黨員要求退黨，但都沒有動搖他的改革決心，這才有今日德國的競爭力。任何一項改革，越是深入就會觸動越多人的利益，遭到越多的抵抗，也越能體現改革者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