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靠投資和出口兩個引擎發動，這兩個因素的作用空間，現在都達到了某種臨界點，或者邊界。它們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面臨越來越大的不可靠性和不可持續的挑戰。
　　先說投資。政府的財政收入及其他收入，一直以經濟增速兩倍左右的速度增加，而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深深嵌入經濟生活，以追求GDP增長和翻番為義務和責任，爭取投資和爭上項目，成了地方官員主要工作內容。目前，有十幾個省區進入了GDP萬億俱樂部。宏觀經濟每次出現問題，且不管造成問題的原因是什么，都進一步強化了地方政府凱恩斯主義的自覺投資行為，比如1997年到2003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海嘯后，都是如此。
　　國有企業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曾經歷過艱難時刻，這未必不是好事，也是真正市場經濟形成的基礎，但因為對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自覺的不信任，以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每當國企改革有一定進展，就總有某種有形無形的壓力，讓這種改革逆轉�，F在，政府超前汲取收入的行為和國企對許多行業的全面控制，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在顯現，同時，政府行為正在規范化。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正是由于民營經濟處境困難，在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居民的收入并沒有相應增加，這已在一定程度上，背離改革的初衷。
　　稅負過重，以及財政支出的公共性的缺失，是最為國人詬病的兩大痼疾。為什么財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此次人代會上財政部長第一次系統地作了解釋，最“有力”的一條解釋是，財政收入是按現價計算的，而GDP是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如果發生通脹，財政收入就虛增了，如果按照不變價格計算，財政收入增速就低得多了�？杉幢闳绱耍�以2011年為例，財政收入增速還是高于5個百分點�，F有的稅制是1994年開始實施的，初衷是增加財政收入的規模。這是一種不管企業賺錢不賺錢，財政旱澇保收的制度安排。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除了讓企業不堪重負，還人為造成了中國商品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包括最富裕國家的價格水平的現象。這實際已經成通脹的“幫兇”和共同富裕的某種障礙。可見，財政收入超常增長的根本原因是稅收制度不合理。在征稅技術，經濟規模已經大為改觀的今天，大幅度降低宏觀稅負水平，實已水到渠成。
　　尤其隨著收入分配不公愈演愈烈，社會保障缺失的弊端，正在充分暴露，本屆政府已經開始糾正財政收入高增長。這需要增加政府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必然會遏制在投資上的支出。
　　在很大程度上，國企和央企賺錢的容易，利潤的大幅增加，是以擠壓民營經濟為代價的。此次兩會，又出現了提高國企和央企紅利上繳比例的聲音。相信國企和央企“一騎絕塵”的勢頭終究會受到遏制。按照反壟斷法，以及非公經濟36條的精神，允許民營經濟進入原先國企壟斷的領域，將是大勢所趨。
　　再說出口。不可否認，在上世紀90年代前，外部環境較好，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大體保持可增長，外部需求強勁，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因素之一。但有利就有弊，外部需求的強勁，也使得靠出口驅動經濟成了中國經濟的一種模式，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著出口來搭建。但是，外需畢竟不是中國能把握和左右的，這就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下滑和形勢嚴峻下得出的教訓。更嚴重的是，美國與歐洲眼下也在啟動內需。所以，即使外部經濟好轉，出口能回復甚至能獲得更快增長，但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甚至如《經濟學家》近期在一篇文章說的那樣，中國制造的成本在2015年左右或將達到北美那樣的水平。因此，雖然后起的國家因為沒有形成完整產業鏈，還不能取代中國，但對于未來的出口，我還是持比較悲觀的態度。我們非得要果斷地，通過增加居民收入來增加內需，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需的基礎上不可。
　　問題是，拉動消費，不是說到就能做到的。如果不能降低政府收入，不能降低國企的壟斷水平，不開放更多投資領域，增加居民收入進而增加消費，就是緣木求魚。要有以上的這些大動作，經濟的增速就必然降低。
　　還有，假如投資降低了，出口也不給力，但此時下功夫力推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照樣可以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只是，這樣的前景，似乎比增加出口還不樂觀。所以，除了減速，似乎沒有別的路徑能均衡中國經濟長遠發展與解決眼前問題的難題。
　　不過，不必擔心，因為從最近幾十年的實踐看，經濟增長和人民福利提高，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經濟增速下降，并不意味著福利的下降，也許可能意味著福利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