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師傅”變“康帥博”、“雪碧”變“雷露”……城市中很少能見到的這類“山寨商品”，大多被銷往農村地區。（見本報連線基層版2011年10月28日報道）
　　在一些農村中小學校門口，總有商販出售“五毛食品”。這些小零食包裝印刷模糊、廠商信息混亂，還往往有“三無”食品、過期食品充斥其間。
　　“3·15”到來之時，消費維權再成熱點。從達芬奇家具到西門子冰箱，從東南亞血燕到奧的斯電梯，消費維權的熱點事件往往發生在城市，而占到我國總人口近一半的農民、占到我國總面積大部分的農村地區，在消費維權上還存在一定盲區。
　　應該看到，我國消費維權方面進展不小。以全國12315受理投訴舉報為例，去年的消費申訴雖然有所增加，但80多萬件申訴中辦結率達九成以上，為消費者挽回經濟損失9.88億元。不過，如果把目光投向農村，情況就不容樂觀了：很多地方的工商部門數據顯示，農村消費投訴比例已超過五成，而最終維權的成功率卻較低。
　　而且，生產資料的消費占去了農村消費的很大比重。如果這方面的消費權益未能得到保護，農村消費者會比城市消費者“更受傷”：用了偽劣農藥，秧苗幾天之后就死了；喂了“山寨飼料”，養豬戶損失慘重；甚至還屢屢出現不出芽、難長大的假種子。
　　如果說消費者在維權中處于弱勢地位，那么農村消費者可謂弱中之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農村較多留守老人和兒童，他們文化程度不高，相關知識缺乏，消費維權意識淡薄；另一方面，考慮到消費維權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多數農村消費者最終選擇自認倒霉，默不作聲；而且，農村地區廣闊，監管機構迫于成本壓力，監管未能充分覆蓋農村地區，廣大農民更容易掉入“消費陷阱”。
　　去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11.4%，連續兩年超過了城鎮居民。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市場日趨活躍。無論是家電下鄉還是汽車下鄉，都充分證明，只有保障好農村消費者權益，才能增加農民消費信心、釋放農村消費需求，進而真正打開農村消費市場，讓農村市場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一環。
　　實際上，農村消費維權，更應該放入消費維權的整體形勢中去把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消費維權的范圍更廣、層次更深，已成必然。比如電子商務領域、跨國消費領域等，都提出了維權的全新課題。更重要的是，隨著各領域改革不斷深入，一些公共服務和公共事業都會更多地走向市場，比如水電、醫療、非義務教育等等。這些，與農村的消費維權一樣，呼喚著對具體程序、法律原則等做出新的實踐解讀和考量。
　　深刻轉型的中國社會，公眾正經歷權利覺醒，農民同樣會對自身的利益更加敏感。農村消費者的權益不能被忽視，農村不應成為消費維權的死角，而更應成為相關部門監管和公眾關注的重要地帶。說到底，保護好農村消費者權益，也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