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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數據顯示，內地基尼系數已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這對我國的經濟安全、社會穩定以及長遠發展都很不利。在社會上，民眾對于貧富差距過大的不滿情緒也與日俱增。
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直接體現在貨幣財產方面。人的能力有大小，收入不一樣，可以理解。但問題是，由于市場并不完善，要素價格并非其價值完全體現。財富分配不是完全基于能力和貢獻，而是更多依賴權力或“關系”。顯然，這不僅會動搖勤勞致富的信念，還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于是，從民間到高層，收入分配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昨日，在總理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總理為緩解收入分配差距開出了藥方。第一，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使城鄉居民的收入能與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適應。第二，調節收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特別是國有企業和國有金融企業高管人員的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的比重。第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第四，保護合法收入和取締非法收入。
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時候，我們絕不能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為簡單的漲工資，如果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提高工資，只能在公務員和國企領域推行，反而會更加拉大收入差距。而解決“分配不公”，重點在推進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讓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成為收入的主體，在于約束權力，抑制權力與金錢的交換。
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中國在初次分配領域的扭曲比較大，而且初次分配是再分配的基礎，有必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整以保證再分配的公平。說到底，就如溫家寶總理強調的那樣，要為所有的人創造一個均等條件，讓人們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起跑。
所以，緩解收入分配差距，要的不僅僅是“結果”公平，更在于“機會”公平。公平增加人們的人力資本積累，通過提供教育、培訓等提高人們的綜合能力，使得社會每一個人能夠獲得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政府也通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建立較好的社會保障，為機會公平營造良好的環境。
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階層時，這個社會的發展是可持續的，其內部狀態是良性的。倘若缺失了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不僅使收入兩極分化，也使收入流動性僵化。富人因先天和占有資源條件的優勢，容易更富；而窮人則因為諸多不利條件變得更窮或者持續貧困。收入流動性一旦出現僵化的狀態，不同收入等級的改變將會更加困難，窮人要變成富人的夢想也將更加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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