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最近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呈現出“小步快跑”的態勢。盡管直到2010年，人民幣的主要使用范圍仍然局限于我國境內，但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和推動人民幣擴大在國際市場上使用范圍的步子加快，估計情況將很快發生變化。同時，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作為結算貨幣的比重越大，則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的建設的條件也就越成熟。世人看到，繼中國香港之后，倫敦也已明確表態希望成為全球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
    人民幣國際化在當下所呈現出的這種前所未有的推進速度和力度，與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所處的階段密不可分。
    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經濟的格局下，我國以往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增長策略已經遇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經濟總量的龐大，并不能遮蔽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失衡與脆弱。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蔓延開的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的外貿行業帶來沉重的打擊，由于海外訂單的劇減，我國的出口行業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為了拯救出口行業的相關企業，央行緊急啟動了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央行之間的人民幣互換業務。當危機之后，央行繼續推行這種貨幣互換行為并擴寬了推廣的范圍，將臨時性的措施向常態化過渡，為下一步人民幣國際化布下了重要的引子。
    與此同時，作為多年來出口導向政策的結果之一，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迅速膨脹至3.2萬億美元的規模。這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難題。相對保持穩定的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政策，導致了外匯占款規模的不斷攀升，嚴重影響了穩健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而隨著美國國內不斷攀升的債務水平，大量持有美元資產作為我國的外匯儲備引發了對我國外儲資產安全性的擔憂。盡管出于外儲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慮，以中投為代表的主權財富基金已先后在海外開始了一系列投資。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問題，還是要從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人民幣國際化上著手。只有堅定不移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才能使得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與中國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地位并發揮相應的作用。
    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需要我們從出口導向轉移到內需發展，所以，如何更好地釋放出中國居民的內部消費潛力，是中國經濟轉型最關鍵的一環，而人民幣國際化，則是這一環節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以有效緩解在當前的匯率安排下中國居民用儲蓄貼補美國居民消費的問題，促使中國居民的儲蓄更有效轉向內部消費。無疑，這樣的經濟模式轉換，有助于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
    查閱一下已經結束的地方兩會上公布的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中制定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往濃烈的GDP“錦標主義”趨勢已被大大弱化。與2011年的GDP目標相比，2012年的GDP增速總體上下降了2個百分點。2012年各地政府也下調了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目標，平均增速為22%，尤以東部地區下調幅度最大，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次之。
    由此可見，促進內需消費來保障我國經濟軟著陸，是繼出口投資為導向的增長方式轉換之后的我國經濟的唯一出路。人民幣國際化對此真可以發揮重大的推動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從2009年之后在力度和速度上都在顯著加強。
    問題在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不是簡單孤立的行為，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涉及資本賬戶的開放、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利率的開放等內容。考慮到人民幣國際化的議題的推進步驟以及可能出現的風險成本，理所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我國金融改革的大框架下進行。因此，孤立地談人民幣國際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市場化的利率和匯率決定機制以及開放的資本賬戶都是人民幣國際化得以成功的必要條件。一如我國過去試錯式的改革的經驗，在循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同時，我國金融改革的配套措施必須迅速跟進。
    現在看來，在現有的監管體制之內，逐步在小范圍的試點推廣和放寬，逐步增進國際貿易企業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和范圍，有助于為人民幣國際化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是，如果要讓更多的國際商業主體愿意持有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獲得的人民幣，那就要求我國必須提供一個可以為這些境外的人民幣所投資的、以人民幣標的的資產類別。這就需要我國在資本管制的范圍和力度上，利率市場化的程度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當然出于宏觀風險的考慮，這些改革的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以我國目前的經濟和金融演變的趨勢，實已容不得更多延宕。
    開弓沒有回頭箭，是在金融開放的道路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