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國家財政收入再破紀錄，而居民收入與財政收入多年形成的落差，還在進一步固化和強化。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10.374001萬億元，比上年增加20639億元，同比增幅達24.8%。而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分別實際增長8.４％和11.4％。若算上CPI漲幅，則2011年國民實際存款利息收益為-1.9%，按央行提供的2011年底金融機構居民35.2萬億存款余額計，全國居民一年存款財富縮水達6600多億元。
    然而，按照“十二五”規劃，未來五年我國居民收入需要實現至少一倍的增長，因此，居民收入長期跑輸財政收入的狀況無論如何必須得到糾正，而且未來經濟增長的定位，應當及時切換到增加民眾收入的軌道上來。
    這意味著首先要強力扭轉現行經濟增長模式。出口拉動和投資拉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最主要路徑，產生了巨大的作用，特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實現對剩余勞動量的安置，但這種模式的弊端已日漸凸顯，比如客觀上極大地限制了勞動報酬的增長，人均工資的增長空間受到強烈壓縮。在投資拉動方面，除了政府投資形成了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從而影響了就業和勞動者收入外，公共財政驅動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膨脹，極易釀造資產泡沫并產生投資推動型的通脹，從而貶損民眾收入水平和實際消費能力。對此，政府在最大限度地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同時，應當切實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主流經濟領域；同時通過無息貸款、稅收返還和關稅折扣等經濟手段鼓勵企業的技術創新，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從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由出口依賴型轉為消費依賴型。
    其次，要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和構筑完善的公共服務品供給體系。同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事業和公用產品的補給不同，中國政府財政在民生設施的投入方面欠賬太多。在2011年全國財政預算安排中，醫療、教育、社保就業三項支出占比不足10.1%，即便是加上1292.66億元的住房保障支出新投資，社會保障支出也只有財政收入的11.59%。社會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不足，不僅加劇了公眾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程度，壓制了消費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動能，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未來政府公共財政開支應當最大限度地突出社會保障這個重點，切實補齊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短板，力爭到2015年使社會保障投入占到財政總量支出之比達到40%甚至更高。
    再次，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并向民眾慷慨分紅。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非金融類）國企總資產已高達近50萬億元，而且這些國有資產壟斷了比其體量占比更高的優勢資源。據北京的經濟研究機構發表的有關企業真實績效的研究報告，假如從賬面財務數據中還原企業的真實成本，并扣除政府補貼和因行政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過去10年國有企業平均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負數。也就是說，國企實現的財務利潤實際上有賴于這些或明或暗的補貼和政策保護，其最終來源又勢必只能是民企積累不足以及國民福利受損，即現階段國企較高的微觀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以較低的宏觀效率為代價的。因此，國有企業對全體民眾分紅不僅合情合理，而且還要大幅提高分紅比例。
    第四，要通過減稅切實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在由稅收收入、國有資產收益、國債收入和收費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構成的財政收入中，2011年的稅收總收入為占比達到近九成；不僅如此，與2011年公共財政預算安排的預算89720萬億元相比，財政收入超收1.4萬億元，相當于平均向每個納稅人多征收了1000多元，而且財政超收的態勢已延續了18年。財政收入的高漲主要來源于稅收收入的高增，相應企業稅負必然越來越重。據《中國企業家》雜志社對全國范圍內的百家企業稅負狀況的最新調查結果，63%的企業認為自身的稅負較重，87%的企業認為愿意承受的稅負低于實際的稅負水平。顯然，如果企業稅負得不到有效的減輕，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只能成為空談。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財政增收，并不意味著政府行政成本可以相應提高，相反，應當根據財政總量制定行政管理經費年均下降計劃。為此，有必要重啟政府機構改革，在打通公務員出口通道和建立起汰劣機制的同時，防止公務員隊伍的進一步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