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不明朗，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推進非常艱難的當下，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不斷陷入日益復雜的糾結之中。
　　央行副行長劉士余8日表示，目前貨幣政策承載的任務不斷多元化。過去保持幣值穩定這單一目標的貨幣政策，在后來加上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目標后，現在又要加上促進就業、維持收支平衡、地區發展等目標，依法行政的中央銀行和依法經營的銀行之間，留給央行做窗口指導的空間太小。
　　在我們看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可能已經處于危險的邊緣，如此多元的貨幣政策目標，結果只能導致不斷釋放貨幣，致使問題累積越來越大。
　　回溯二戰以來的歷史，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信用貨幣時代，西方各國的貨幣政策偏重幣值穩定這一政策目標，只有發生嚴重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之后，才會臨時增加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政策目標。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央行盡管推行低利率并搭配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暫時推高通脹的容忍度以緩解銀行危機乃至債務危機，但依然堅守著通脹目標制。盡管如此，市場對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多有詬病。2011年8月份美聯社訪問的43個著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聯儲維持創新低的利率，只會激勵華爾街股市，但無助于提振經濟成長或緩和失業情況。
　　在我們看來，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戰略性地堅守幣值穩定的貨幣政策意義非常重大。
　　一是結構調整非寬松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應該認識到，本輪以尋求成本降低的全球產業轉移擴張大潮在歷經十年繁榮后實際已經結束，在歐美消費模式改變的當下，消費規模僅占美國不足1/6的中國并無力消化世界級產能規模的“中國制造”。因此，結構調整并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是必然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認為，今后一個時期，適度偏緊或者說穩健的貨幣政策，既有利于周期性矛盾的解決，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
　　二是巨量貨幣存量需要消化。中國為維持經濟增長長期實施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M2/GDP由2001年的140%上升至2011年的181%（2011年GDP總量47萬億元，M2高達85萬億元），遠遠超過世界主要經濟體大約100%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高達40萬億元的存量貨幣需要長期消化。2003年~2011年一共96個月，中國經濟的平均真實利率為-0.3%，其中53個月處于負利率中。2011年第三季度，GDP平減指數折合年率達到10.3%，創下1999年以來最高值，這個最寬泛的通脹指標如何高位，意味著中國的通脹壓力空前嚴重。可以預料，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的M2/GDP將逐步趨向全球平均水平。
　　三是幣值穩定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基石。人民幣國際化是獲取“中國制造”定價權和金融資產定價權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作為全球三大經濟體的必然選擇。而幣值穩定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所在，馬克和歐元成功國際化由此獲得巨大成功，而日元則因匯率兩大起落致國際化倒退，僅僅淪為國際融資貨幣。
　　四是貨幣政策并非包治多元政策目標的良藥。比如在促進就業方面，由于中小企業承載著80%以上的就業，促進就業意味著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并非當下的銀行體系能夠解決，更多地需要金融體系改革和發展來實現，包括民間借貸的陽光化。實際上，小企業融資難主要是財政支持不力而非貨幣政策，而維持收支平衡和發展地區經濟等目標同樣地也更多取決于財政政策。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中小企業資金短缺只能依靠結構性政策解決，而非央行所能。只要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得當，并加之以開放金融市場，大量的存量貨幣和民間資本將會實現更有效地配置，而無須央行繼續釋放貨幣。
　　我們注意到，央行正在逐步將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政策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貨幣政策目標的上述戰略思維自然不應該被忽視。
　　總之，貨幣政策并非包治多元政策目標的良藥，就業和區域發展更多地還需依靠財政政策，以及推進金融改革以動員貨幣存量，并推動社會貨幣資金的優化配置來實現，從而把貨幣政策更多地置于幣值穩定這單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