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的不同步增長這一現象更是備受爭議。有學者認為“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在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脹大概只增長了2.2倍”，政府財政收入的擴張速度長期超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財政收入擠占了居民收入，造成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但我們分析認為，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全程計算，人均財政收入增長總體上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是同步的，但應警惕財政收入增長超過合理限度會對居民收入增長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應有所節制。
在最近十幾年里，財政收入（預算內，下同）的增速的確超過居民收入的增速，但程度是否那么嚴重呢？我們注意到，有些文章數據分析中存在三個誤區，因此夸大了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失衡狀況的嚴重性。
第一，數據計算準確度問題。有文章認為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1995-2010年間我國預算內財政收入實際增長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2.2倍。我們從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摘取相關指標對此進行計算。根據歷年財政收入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而得，1995-2010年間財政收入實際增長8.87倍。根據歷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數計算而得，1995-2010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2.32倍。可見，二者的實際差距要小一些。
第二，數據口徑可比問題。有學者列出了兩個指標，財政收入是總量指標，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平均指標，二者的口徑并不一致，沒有扣除人口增長因素的影響，因此會夸大財政收入增長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差距。為使結果更具可比性，我們重新選取人均財政收入這一指標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行對比分析。首先根據歷年財政收入和歷年總人口數計算得到歷年人均財政收入，再根據歷年人均財政收入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可得，1995-2010年間人均財政收入實際增長7.92倍。這一結果表明，扣除人口增長因素的影響后，人均財政收入增幅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
第三，對比的時期選擇問題。1995年以后，正是我國進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和稅制改革后，財政收入恢復性增長的階段。而在此之前，財政收入長期低速增長，其GDP占比不斷降低。如果將對比的時間段放到改革開放以后，覆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指標“V”型演變的全過程，可以發現，1978-1995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9倍，而同期人均財政收入只實際增長10%。把前后兩大階段合到一起來看，1978-2010年間，我國人均財政收入實際增長8.83倍，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65倍，二者增速大致相當。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全程計算，人均財政收入增長總體上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是同步的。
當然，如果1995年之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導致的失衡得以矯正，那么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速持續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現象，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矯正前期失衡應“適可而止”。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討論，往前看，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是否意味著必須大幅降低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呢？也就是說，財政收入增長是否必然會擠占居民收入，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答案為否。直觀地看，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當政府通過稅收等手段獲得財政收入時，的確會造成企業和居民收入的下降，但分配政策存在動態優化空間，分配過程也并未到此終結，政府在取得收入的同時和取得之后，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增加低中收入階層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比如，在初次分配環節通過調整間接稅收入的規模和結構，避免因稅負轉嫁因素推高物價，特別是控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而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低中階層收入）的實際購買力。或者在再分配環節通過增加政府對個人的轉移支付（如養老金、對家庭和個人的各類補貼、對生活困難居民的福利救濟，等等），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財政收入規模的擴張并不必然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相反，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財稅制度設計，來實現二者的共同均衡增長，在其中發揮好財政“抽肥補瘦”優化再分配的功能。
總而言之，我國經過財政收入十余年較快增長后，應警惕今后其超過合理限度會對居民收入增長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這一問題，因此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可有所節制。但是，也理應高度重視財政在國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在保持財政收入增長適度水平的情況下，積極著力優化財政收入結構和支出結構，充分發揮財政對國民收入分配的調節優化功能，積極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著重提高低中收入階層社會成員的可支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