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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匯供求強弱指標、香港利差、升值預期等先行指標來看，筆者預計2月份國際資本依然流入，但規模出現小幅下降，外匯占款余額增量略低于1000億，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以及結售匯為順差。
由于外匯占款公布時間較為滯后，為了方便對國際資本流動進行監測，對外匯占款做出提前判斷，筆者設計了外匯供求強弱指標，涉及到的外幣幣種為美元、歐元和英鎊。
該指數的編制方法如下。在有限度的浮動匯率機制下，即期交易價格與央行指導中間價的波動反映了外匯市場的供需情況。如果外匯市場外幣供給大于需求，則人民幣對外幣即期交易價格走強，即高于中間價；反之，如果外匯市場外幣供給小于需求，則人民幣對外幣即期交易價格走弱，即小于中間價。我們以美元外匯指數為例，每日的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與中間價偏離度形成一個時間序列，可以算出動態標準差；再根據每日的即期匯率與中間價的偏離度與標準差的倍數作為當天對美元供求強弱指數的貢獻度；再把當月每一個工作日的數據求和匯總，形成了當月的美元供求強弱指數。以此類推，算出歐元供求強弱指數和英鎊供求強弱指數。然后，根據不同幣種權重加權平均，形成外匯供求強弱指標。
該指標是我們判斷2012年1月外匯占款余額回升，同時認為央行2月下調存準率的重要依據。從該指標走勢看，2012年1月外匯占款余額回升的力度強勁，央行隨后公布的數據顯示1月外匯占款增加1409億；但進入2月力度明顯減弱，因此我們預測2月外匯占款余額增量低于1000億。
香港利差是內地國際資本流動的領先指標，從歷史數據來看，一般領先1-2個月。我們采用HIBOR（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與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之差作為香港利差。當HIBOR利率水平降低，使HIBOR與LIBOR利差收窄，往往意味著國際資金流入香港，資金面偏松，或未來流入內地的國際資本增加，從而外匯占款增加；而當HIBOR利率水平升高，HIBOR與LIBOR利差增加，往往意味著國際資金流出香港，資金面偏緊，國際資本或從內地流出，從而外匯占款減少。
2011年8月初開始，香港利差逐漸穩步擴大，顯示出國際資本流出的跡象。國內的外匯占款在當年10月才出現負值，并持續了三個月之久。從11月底，香港利差逐漸顯現出縮小的趨勢，而且較為穩定，顯示未來國際資本持續流入為大概率事件。
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是判斷國際資本流動的同步指標，該指標在2月再度轉弱。我們通過觀察香港市場上的人民幣無交割遠期（NDF）匯率和人民幣即期匯率的偏離度來監測升值預期。數據顯示，升值預期從2011年9月中旬轉弱，而外匯占款從當年10月減少；升值預期從今年1月初轉強，2月再度轉弱。
此外，其他指標也可作為判斷國際資本流動的先行指標，如美國資本市場規模統計數據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國際資本流動趨勢等。此外，我們參考美國投資公司學會（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e）的周度資金流動數據來觀察資金流動對美國資本市場的影響情況。2011年年底，歐債危機逐漸惡化，美元成為最好的避險資產，全球資金流回美國，流入美國低風險債券市場的資金規模持續上升。2012年1月以來，歐債不斷演進，有驚無險，風險承受能力回升，流入海外股票市場的美國資金已連續6周出現回升。
此外，我們觀察了其他幾個代表性新興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資金流動狀況，如印度、韓國、臺灣地區等。當歐債危機再次爆發，以及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在2011年8月初被下調后，全球風險溢價上升，韓國、臺灣地區都出現明顯的資本外流趨勢，印度的情況略好，但也只是流出規模相對較小而已；但從去年12月開始，新興市場的資本市場資金流入規模明顯上升，2月新興地區的資本市場繼續保持資金凈流入。
基于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判斷，筆者認為，貨幣拐點已確認，流動性改善是基本趨勢。在貨幣政策預調微調階段，具體政策工具的運用選擇仍然以數量型工具為主，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次數將低于預期。判斷未來存款準備金率和存款利率下調的次數和時間點，關鍵看中國經濟回落速度和歐債問題的演進。如果中國經濟緩慢回落和歐債問題階段性解決，全球流動性回復常態，則上半年最多再調整一次存款準備金率，降息的可能性較低；如果中國經濟快速回落或歐債問題不斷惡化，導致全球避險偏好上升，流動性凍結，則會多次下調存準率，不對稱降息一次也是具有強信號作用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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