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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約有2.5億農民外出打工，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開土地，以老人和婦女為主的留守隊伍在務農人口中所占比例增高，加上新生代農民工“跳出農門”的愿望日益強烈，“誰來種地”的隱憂由此而來。
據測算，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有2.79億人，按18億畝總耕地面積來算，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占有6.5畝耕地。這一數字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地少人多的總體特征并沒有根本改變。
當然，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加速推進，必然改變農業人口眾多的狀況，而且提高農業生產規模化程度、發展現代農業，在很大程度上也減少了農業勞動用工。統計顯示，去年我國耕種收3個環節的農業機械化水平達到53.5%，創歷史最高紀錄。
農業人口減少已成必然趨勢，與之伴隨的是各地正在蓬勃發展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農產品行業協會等，不僅促進了農業科技推廣，助推了耕作技術進步，更延長了農業產業鏈，增強了農民在市場中的議價權，提升了農業比較效益，從而將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引向農業。
由此可見，以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為代表的各種合作組織的出現，解決的將不僅是“明天的耕地誰來種”的問題，更重要的還能解決“怎樣把地種得更好”的問題。然而，現在這些組織的整體實力還比較弱，還沒能形成強大的帶動力。他們如何發展壯大，是我們當前應著力研究與解決的課題。
各種合作組織的發展，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才和資本，人才、資本在市場中的流動是趨利的，如果種田還要倒賠錢，這些要素怎么肯流向農業？因此，問題的實質是種地能不能賺錢。
一方面，我們必須注重保護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千方百計確保農民在經濟成長中優先受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運用科技手段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程度，應是提高農業比較效益的必然選擇。同時，各級政府還應進一步完善價格與補貼政策，逐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將穩步提高糧食市場價格作為糧食價格調控的指導思路；加快完善農業補貼政策，提高補貼價格，完善補貼發放方式，嚴格補貼監管。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大力整合與農業生產相配套的公共資源。現代農業絕不是買進一臺先進的機器，然后雇傭一個人來操作那么簡單。要讓機器發揮好作用，還得有融資、物流、電力、銷售等一整套體系。如果公共資源配套不足，網費高、電費貴、貸款難、流通不暢，農業生產的成本必然難降。因此，我們應不遺余力地完善農村金融信貸政策，降低農業資本使用成本；加強與農業生產有關的交通和氣象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農村物流條件，降低農產品外銷的物流成本；穩定化肥、種子等農資價格，完善涉農生產服務業的稅收和收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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