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準備金率是貨幣政策的重要調節杠桿之一，去年連續上調到歷史高位21.5%，直至年終，央行開始下調0.5個百分點，近日再降0.5個百分點，預計年內將下調到19%以下。
政府如人，政策的調控行為也有重復性和連貫性，在一個相對可比的時期內，調控風格是有跡可循的。中國的中央銀行體系是在1992年后才著手建立，1998-2003年間，即朱钅容基總理主政時期，廣義貨幣量（M-2）的增長速度較慢，最高也未超過14%，同期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也較低，最高8%，最低6%；2003年至今，即溫家寶總理主政時期，廣義貨幣量的增速在14%以下的月度很少，但有連續3個月達到29%以上，2009年全年平均高達27.59%。與此同時，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是一路走高，從最低7%到去年最高21.5%，這兩個指標的走勢基本上保持同步性。本文暫不討論廣義貨幣量與存款準備金這兩個指標之間的相關性，但二者同為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央行決策行為的協同性是必然存在的。所謂協同性，就是一個習慣動作連著另外一個，這種關聯性常被人們忽視。
在朱總理主政時期，相對較低的貨幣量增長速度伴隨著6-8%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溫總理主政時期，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應對金融海嘯期間最低也達13.5%。在這里，我們可以簡單概括出兩種協同操作模式：其一是“雙低”，貨幣量增速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比較低；其二為“雙高”，貨幣量增速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比較高。在這兩種調控模式之下，實際貨幣流通量的增長相差不多，所以在兩位總理的任期內，貨幣政策的調控風格保持了應有的連貫性。由此推論，若要保持貨幣政策的調控風格不變，貨幣量增速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也應降低，二者應協同操作以求和諧，不能只動一邊，不管另一邊，否則就會失去調控政策的協同性和連貫性。從這個角度看，去年的貨幣量增速一路下調，從19%下調到13%，與此同時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卻一路上調，二者呈反向操作，這應視為貨幣政策調控的“變異行為”。今年央行確定的貨幣量增長目標是14%，似乎是要回歸到朱總理主政時期的風格，由此推論，要保持貨幣政策的協同性，存款準備金率也將逐漸回調到較低的水平。
宏觀調控政策的經濟合理性在于逆周期調節，雪中送炭，水來土屯，與經濟的周期波動逆向反應，意在“熨平”經濟周期。如果是順周期調節，火上澆油，政策調控就不僅不會“熨平”經濟周期，反而可能加劇周期波動的震蕩。2007年末，即將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已山雨欲來風滿樓了，貨幣政策不僅沒有適度放松，反而突然收緊，這等于是在國民經濟急速下行的前夜做出了順周期調節，就像被泥石流或龍卷風尾隨的汽車突然踩了急剎車一樣，股市立即做出了反應，滬綜指急轉直下如自由落體，從6124點一路下跌到1700點之下，放大了市場的恐慌情緒。好在央行及時做出了補救，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中國貨幣政策的收緊迅速轉為適度寬松，再從適度寬松升級為極度寬松，中國經濟才有了2009年的經濟復蘇，使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之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從協同性的角度看貨幣政策的調控，未來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將逐漸回調到相對合理的水平上，漲則連漲，跌則連跌，這也是一種協同性的操作。換一個角度從宏觀經濟“軟著陸”的目標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平穩下調也是必要的。貨幣量的增長相當于貨幣的“批發”，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增長相當于貨幣的“零售”，在多數情況下，二者之間的同步相關性較強。所以，一旦選擇了較低的廣義貨幣量的增長目標，一邊逐漸調低貨幣量的增速，另一邊逐漸調低存款準備金率，這將是未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可預期的穩健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