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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伊始，隨著龍寶寶扎堆出生，多個城市的月嫂工資也步入了上行線。當有關月嫂工資四五千起步、七八千常見甚至突破萬元的報道頻頻見諸媒體。消費者的疑問開始變成有關部門的行動，青島、南京等城市迅速出臺“限薪令”，劃定了月嫂工資的上限。
但是，與月嫂限薪的雷厲風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于一些壟斷高薪行業的限薪，雖社會早有共識，輿論多有呼吁，卻動作遲緩，效果不彰，令人困惑。截然不同的態度，難免讓人有避重就輕、抓小放大之感。這不僅關系對限薪這一“嚴厲手段”的正確使用，更涉及有關部門職能定位，關乎社會公平正義。
月嫂幾千乃至過萬的月薪，是不是太高，該不該限制，值得商榷。相比眾多月薪就幾千元的工薪階層，月嫂的工資的確不低；但考慮到月嫂沒日沒夜的工作強度和細致入微的工作要求，加之“一家一個”“就這個把月”的消費心態，以及有經驗月嫂比較稀缺，多花點錢圖個省心、放心，也在情理之中。
角度不同，結論迥異。家政保姆屬于開放競爭的行業，其服務價格終歸應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人為的限薪令，恐既難以準確反映市場供求，也面臨實施的現實困難。如果月嫂不滿意、市場不接受，消費者的需求又該如何滿足，限薪令的效力又當如何體現?
反觀近年來一些壟斷部門和行業，憑借政策優勢或壟斷地位獲得超高收入，既容易滋生腐敗，阻礙自身管理經營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社會運行成本，加重了消費者負擔，輿論對此詬病已久。正確運用限薪手段，矯正因市場機制失靈而造成的薪酬過高，使收入差距回歸合理區間，有利于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
誠然，正因為壟斷部門和行業地位強、資源廣、能量大，和限制月嫂工資相比，實施限薪自然難度更大、阻力更多。但縮小行業間不合理收入差距，形成既體現效率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躲不過也繞不開的難題之一。惟有直面改革難題，迎難而上，敢于擔當，才能推動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增加和諧因素，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
從這個意義上看，限薪令猶如一面鏡子，映射出問題難點的核心是什么，攻堅克難的關鍵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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