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要求，各級法院要“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關系。”這對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借貸來說是非常重要，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會受到司法保護，而對于高利貸和非法集資等非法借貸行為則要依法制裁，這意味著對民間借貸要搞疏堵結合的治理之策。
這些年民間借貸行為之所以亂象叢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民間借貸的司法保護不力和重視度不夠，從而讓一些只想借錢不想還錢的人鉆了空子，而且大搞花樣繁多的非法集資和金融傳銷，而非法金融活動又不受法律保護，使受害者投訴無門。長期以來，民間借貸都是靠叢林法則來解決問題，要么是強勢的借款方賴賬不還，要么就是借了高利貸的老板還不起錢之后逃之夭夭或者跳樓，其借貸秩序不是靠法律來維系，而是靠“暴力催收”。顯然，司法的補位既可以保障民間借貸的持續化發展，也可以遏制非法金融活動的滋生。
不過，目前對于民間借貸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劃分仍然比較粗略，對于合法性的范疇僅僅是按照《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規定，民間拆借利率不得超過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４倍，超過這一界限的就屬于高利貸的范疇，而這個４倍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誰也不知道。當然，有規則總比沒規則好，有司法保護總比叢林法則好。
疏導民間借貸除了必要的司法保護之外，還得從根子上去解決問題。這些年民間借貸之所以興盛，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國內金融牌照壟斷，金融機構一味求大求全，而缺失為中小企業和窮人借錢的金融機構，還有信貸資源被嚴重錯配，使得小企業和個人很難通過正規的金融渠道獲得資金支持，于是民間金融才得以迅速補位，從這個角度來說民間借貸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作用，主管部門和正規金融機構應該反思和檢討。
當務之急，建議盡快向民間資本放開金融牌照，鼓勵民間金融創新，允許真正意義上的民間金融機構存在，而不是像目前這樣搞形式主義，雖然允許民間資本介入村鎮銀行，但得由傳統商業銀行主導發起，而傳統的商業銀行已經奠定了自己的市場地位和定位，讓這樣的機構去差異化補位很難，搞不好這些小銀行就成了這些商業銀行資金騰挪的ATM機，而小銀行和村鎮銀行自身的定位就會喪失。所以，只有徹底打破金融壟斷，不搞特許經營，有了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之后，社會資本才會得到有效配置，社會融資成本也會大大降低，對于轉型期的中國實體經濟非常有利。
除此之外，還得盡快放開利率管制，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以解決信貸資源合理配置的問題。
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和大力發展新興戰略型行業之際，如果不改變目前信貸資源配置的畸形格局，則中小企業和新興戰略型行業的企業很難配置到信貸資源，就逼著這類企業去嘗試民間借貸，顯然當前很有必要盤活傳統的、正規的金融機構，只有他們服務到位，民間借貸亂象自然會減少。
其實，目前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僅需要放開存款的上限和貸款的下限，而這也是保護商業銀行維系存貸利差的最后一道防線。但為了推動中國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革和創新，這一道防線必須要打開，否則商業銀行永遠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永遠都沒有業務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
關鍵是，利率市場化會迫使銀行將部分信貸資金分配給中小企業和創新型企業，以獲取貸款利率上浮的空間，從而依靠風險溢價和定價來獲取超額收益，以覆蓋中小企業貸款的不確定性風險，當信用等級高的大企業和信用等級低的小企業，通過利率差使兩邊風險對等后，銀行也就愿意主動給中小企業貸款，傳統型行業和大型企業的貸款也就自然出現縮減，就會改變目前國企、央企超額配置信貸資源的現狀，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局面也將會得以改善，信貸資源分配也將會更加科學，經濟結構轉型才會獲得有效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