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起，上海最低工資由1280元上調至1450元。官方就此所作說明著重強調了兩條：這是本市1993年建立最低工資制度以來，第19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去年上調額度是160元，今年上調額度是170元。
此外，上海最低工資指員工“最低的到手凈收入”，不包括需要從員工工資單上扣除的社保費用和公積金。多個省區的最低工資看上去與上海差距很小，但其中往往包含員工的社保和公積金，一旦扣除后，實際“凈收入”就會明顯縮水一截。所以，靜態地看，這應是上海最低工資制度的一個亮點。
動態看，本市2010年最低工資增幅為17%，2011年為14%,今年為13%。已是連續三年兩位數增長。這同時也說明，上海通過上調最低工資來穩定和吸引低端勞動力的代價越來越“大”，可操作空間在連年“變小”。
用工單位的人事主管都特苦惱，僅憑最低工資雇不到合同制員工，哪怕是最低端的制造業和最傳統的服務業都如此。舉個例子，本市餐飲行業，按今年開春后的行情，起點工資（凈到手）至少1800元，包吃包住，外加“桌頭提成”、年節費用、正常福利、正當獎金以及為員工繳納社保基金等，雇傭一名餐館服務員，沒有3500元左右的綜合雇工成本肯定搞不定。
此外，在最低工資之外，今年本市低端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還要增加兩項剛性的雇工支出：
其一、外來農民工之前只參加“綜合保險”，今年起必須與本市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險對接，雇工企業也得為外來農民工繳納“四險一金”，且繳納標準也相同。這一強制并軌舉措對消除“社保不公”、維護外來農民工合法權益當然是必需的，但客觀上增加了企業雇工成本。經本市有關方面測算，“四險一金”所新增的“保費成本”大體是先前“綜合保險”成本的1倍左右。
其二、在整治勞務派遣泛濫方面，上海要在三年內規范勞務派遣，將之轉為勞動合同制用工。派遣工與合同工的最大區別，一是同工不同酬，再是“同工不同險（社會保險）”，因而，列入今年“轉正”計劃的企業，雇工成本也得放大。此項“轉正”正在推進當中。前天，在普陀區總工會見證下，全球三大零售商之一的樂購與其3萬名中國職工簽下首份集體勞動合同，樂購實行全員勞動合同制，不再使用勞務派遣工的“法條”已被寫入其中。
最低工資受惠對象是特定的，但事實上，它與2300萬上海常住人口的切身利益皆有關。別的不說，傳統服務行業雇工成本的增加，就與每家每戶的生活成本聯系在一起。
若改用經濟學的學理作分析，最低工資是一座城市經濟結構、產業能級和勞動生產率的綜合反映。勞動生產率越低，最低工資自然就低，單位GDP所含稅收也低。反之亦然。所以，一旦從最低工資牽涉到稅收，也就牽涉到了公共服務和基本社會福利的問題----如是，一個與所有上海人有直接利益關聯的話題立即變得清晰、迫切：那就是，上海必須痛下狠心加快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