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宣布從3月起進行出租車運營體制的改革，重點之一是“落實出租車駕駛員的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社會保障權”。研究該項改革的目標和措施，可以明確判斷，雷打不動的“份子錢”體制，將伴隨出租車汽車行業集體工資協商制度的建立，而發生重大調整。
　　目前，我國出租車行業是城市公共交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出租車又是一個勞動關系較為緊張的行業，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繳納過高份子錢后，駕駛員靠超時工作維持收入，休息權沒有保障、職業病普遍等重癥頑癥。此外，因為行業吸引力下降，用工緊張，企業怕駕駛員“用腳投票”，不敢嚴格管理，導致服務質量下降，拒載、宰客等現象增加；甚至因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工資協商不充分、成本增加主要由駕駛員“消化”等，而引發群體性事件。凡此種種，也造成市民對這一行業的不滿。
　　其實，出租汽車服務作為公用事業的一部分，本來就不是純粹的市場行為，出租汽車牌照數量由政府管控，帶有“特許經營”的性質。在一些大城市，大型出租汽車企業更是“國有控股”，政府“卷入”頗深。可以說，這個行業的問題真正是一個“政府眼皮底下”的問題，不但看得見，而且感覺得著。
　　可是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各方明知出租汽車行業問題重重及其關鍵所在，明知駕駛員要求和市民需求的所在，卻缺乏化解矛盾、緩和緊張的動作——既不增加牌照數量，更不開放興辦新的出租汽車企業。相反，好像更在意于維護體制不變：油價上漲時，出臺“油價補貼”，雖然時常只是臨時的，但拿著納稅人的錢貼補出租車企業，形同把牌照當成旱澇保收的免死牌；遇到企業招工難，會出臺允許企業使用非戶籍勞動者的政策，這雖然有助于消除就業市場上長期存在的“戶籍歧視”，但忽略了地方政府解決市民就業、維護市場秩序、協調勞動關系、促進群體和諧的責任。
　　說白了，出租車行業的諸多問題“萬變不離其宗”：在行業內部就是利益失衡問題，在行業外部就是行政壟斷加監管缺失問題。只要壟斷不破除，行政監管又不到位甚至偏袒企業，利益失衡就不可能解決，出租汽車行業的公共性質就難以體現。
　　基于這樣的情形，公眾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出租汽車行業體制改革，不但叫好，而且充滿期待，因為大家看到相關部門抓住了其中一個關鍵點：用交通部副部長馮正霖的話來說，“我們將加強出租汽車經營成本核算，督促出租汽車企業按照權責對等、風險共擔的原則，合理確定出租汽車經營承包費用。”利益挑明了，病根找到了，無論休息休假、社會保障等權益本身，還是作為權益實現手段的勞動合同制度、工資協商制度，都有了落實空間，駕駛員權益得到了維護，其工作積極性和服務質量也會提升。
　　然而，這只是開始，行業內部的利益失衡，是在更大的制度框架之內發生的，要發展出租汽車行業，完善公共交通，還有許多瓶頸有待突破。比如，在城市公共交通中，出租汽車服務的性質究竟如何定位，到底以公益性為主，還是營利性為主，如果兩者兼而有之的話，平衡點又在哪里？大型出租汽車公司掌握大量政府提供的營運牌照，靠某種行政壟斷獲得競爭優勢，卻又發行股票上市，并以股東利益為首要考慮，這同這一行業的公共性質是否般配？既然可以上市，是否就應按競爭性領域的特點，取消管制？如果不取消管制，增加牌照數量，促進充分競爭，是否有助于這一行業健康發展？等等。
　　可以說，出租汽車行業的體制改革，從工資集體協商開始，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但只有這一個突破，難以真正實現行業健康發展，公眾期待著后續更大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