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是我國大陸傳統的主要出口市場，改革開放后我國與發達國家和地區貿易增長尤為顯著。2011年，我國對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出口合計8540.78793億美元，占當年我國大陸出口總額18985.9984億美元的45.0%；如果再加上對香港特區出口2680.25399億美元，合計高達11221.04192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59.1%。盡管對香港特區出口中有不少是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口，將對香港特區出口全部納入對發達國家和地區出口并不準確，但上述數據足以表明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大陸出口中的重要性。
然而，無論開放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多么巨大的進步，我們也不能忘記開放經濟中潛在的風險。特別是作為全世界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國，我國出口貿易高度依賴發達國家和地區市場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巨大風險。看看我國的東鄰朝鮮，那曾經是一個經濟開放而富裕的國家，相當深入地參與了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分工，也因此而受益不淺，多年保持著比中國更高的生活水平，化纖等工業比中國更先進，農業比中國更現代化。朝鮮著名的咸興二八維尼綸廠于1961年投產，1970年化纖就占紡織品70%以上；而中國直到1963年才與日本倉敷人造絲株式會社簽約引進維尼綸成套設備，北京維尼綸廠1967年投產，但產量規模長期比不過朝鮮同行。1984年5月7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參觀咸興二八維尼綸聯合企業時，就很贊賞朝鮮化纖工業取得的成就，表示在化纖工業方面中國要向朝鮮學習。
直到1980年代末，筆者的同學中還有人被派往朝鮮留學，學習輕工專業。根據中國學者溫鐵軍（曾被聯合國請到朝鮮擔任農業顧問）提供的數據，到1980年代，朝鮮已經裝備了6萬臺拖拉機，從而全面實現了農業機械化，70%的人口城市化，糧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
與此相對應的是，2009年我國總人口133474萬人中，城鎮人口62186萬人，城市化人口比重46.6%，
尚未達到朝鮮30年前的水平。正是基于較高的發展水平，1945年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以來第一次正式物資交往就是1984年朝鮮援助韓國，當時朝鮮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遭受水災的韓國提供了5萬石大米（一石大米=59.2公斤）、50萬米布匹、10萬噸水泥和一些藥品等救災物資。然而，由于蘇聯東歐劇變，朝鮮原來參與的國際分工體系崩潰，朝鮮因此而蒙受了毀滅性打擊。不僅朝鮮、越南和古巴，就是名列世界前十位的富裕國家芬蘭，也因為蘇聯解體、對蘇貿易崩潰而蒙受重創，幾乎花費了10年時間方才恢復。如果西方市場由于某種原因而對我們關閉，朝鮮蒙受的重創是否會落到我們頭上？孫子云：無恃敵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我們不能過度依賴某一區域或某一國家市場，在這個國家將我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時尤其如此。
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還是中國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推行更合理國際經貿規則的突破口。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更能接受新興力量樹立的經濟、政治、文化規則，這是數千年來全球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的客觀規律。
那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市場有足夠容量吸納我們的出口嗎？有。
從全球經濟份額變動來看，我們必須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給予足夠重視。近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表現優良，增速明顯超過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顯著提升。根據國際貨幣經濟組織2011年4月號《世界經濟展望》提供的數據，在2010年全球實際GDP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所占份額已達47.7%，僅中國一國就占13.6%，接近整個歐元區所占份額（14.6%），其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實際GDP的34.1%，占中國之外的世界實際GDP總量的39.5%。
倘若將這樣大的一塊高增長市場拱手讓人，無異于商業弱智，甚至是商業自殺。更令人不可忘記的是，從巴西到安哥拉、赤道幾內亞，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近年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制造的，因為他們的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的投資和對華出口，這也就使得我們在開拓這些市場時獲得了額外的優勢。
加力拓展新興市場已經不僅僅是我們的長久之計，而且正在成為我們的當務之急，因為接踵而來的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正在損害發達國家和地區吸納中國大陸出口增長的能力，去年中國對歐盟、美國、加拿大出口增幅分別為14.4%、14.5%和13.7%，均低于當年中國出口總額增幅（20.3%）。在這種情況下，加大力度拓展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市場勢在必行。如果上述傳統市場之外的市場在中國大陸出口貿易中占比提高5個百分點，按去年出口額計算，那就是900多億美元的出口，而且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出口以一般貿易居多，這對我們出口企業解困能發揮不少作用了。所以，中國企業，把眼光投向新興市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