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話題是國際市場焦點問題，但卻是對當前我國經濟至關重要的敏感問題。因為其從匯改至今的升值幅度已經達到30%之多，而且一直是單邊升值，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我國改革步伐和發展狀態，也在威脅世界經濟均衡發展。
面對國內外市場關于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焦點話題和熱點關注，市場輿論和認知上的表面化、簡單化和非專業化已經導致焦點問題的論點偏頗、延誤時機甚至錯位改革效率。因此，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自我狀態判斷的局限停留在進步和改革的表面，實質性的改革和效率性的改進有所偏離改革初衷，尤其我們對美國連接的美元等外部問題的關注偏重于問題和矛盾，不對等和不合理的評價使得我們的策略和對策出現偏差，既沒有抓住我們的機會，實施有效的改革，也沒有有效對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把握好我們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和提高。
首先，人民幣升值已經嚴重超出金融市場的基本規律，即價格有上有下的技術韻律。人民幣一直處于單邊升值狀態，不僅扭曲了市場價格基本規律，而且囤積了市場技術與情緒風險。我國人民幣匯率狀態處于國際市場的風口浪尖，但是卻嚴重違背國際金融市場規律趨勢和教訓借鑒，尤其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無論是美國的壓力或國際多邊機構的評價，或多或少脫離中國國情和實際需要，尤其是嚴重違背市場規律和經驗。
其次，人民幣升值已經嚴重脫離國際趨勢，即干預政策成為各國首選。很多國家政策面對美元貶值與各自貨幣升值的壓力都普遍采取外匯儲備或央行手段干預匯率的升值趨勢，以消化自身經濟過熱或通脹壓力過大的局面。中國則沒有明確的態度，國際輿論壓力很大，這需要中國自己化解，也需要國際社會給予理解和融通。任何貨幣匯率首先是自己國家發展和利益為主，而不能將自己的貨幣匯率順應甚至順從外部或個別國家的需要。匯率是雙邊或多邊關系的體現，但主體利益是自身，而非他人。
從我國人民幣單邊、直線升值的角度看，這對自己或世界都是不利的因素。
一方面是面對現階段中國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狀況，貨幣價格應以擴大生產和保護競爭優勢為基本原則，然而人民幣升值的狀況嚴重削弱中國經濟和企業競爭力，中國僅存的數量和規模優勢在人民幣升值中被削弱，這對世界經濟、貿易和投資環境是不利和不穩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面對國際市場突發金融風險，中國實際狀況尚未與國際市場對接，而國際輿論卻用國際高端經濟和貨幣體的模式要求中國匯率升值，進而導致中國貨幣嚴重脫離市場規律和趨勢方向，與主要匯率和價格指標逆向運行，單邊走勢突出，進而囤積大量投機性風險。
面對中國人民幣匯差和利差的優勢，投機因素在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格外突出，并引起高度關注，這對于一個市場經濟起步階段和基礎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則帶來市場健全與規范的失衡和過熱局面，不僅不利于中國自身發展需要，更有可能是世界未來穩定的不穩定因素。尤其是結合到人民幣和美元的比較，美元擁有制度效率的根基保障，美元市場份額絕對優勢無法改變，美元無法替代。
我國人民幣缺少的是制度保障體制，僅靠我們對策的數量規模將不僅不會實現人民幣目標，簡單或短期的人民幣國際化判斷不是在進步，相反進程是可能倒退的趨勢，反之是在囤積人民幣的風險，不利于經濟穩定，不利于人民幣價格均衡和合理把握，國際上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和借鑒。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人民幣是本幣，尚未完全開放，并不能超越貨幣資質承擔不能駕馭的國際責任。
近期我國人民幣匯率的單邊趨勢開始發生變化，人民幣貶值預期呈現，但無論貨幣升或貶都需要有自己明確的立場和見地，不能順風倒，更不能使自己陷入困境、陷入被動。
我們匯率的貶值十分緊迫，這是防風險的關鍵技術需要，但是我國經濟關口的信心心理作用卻需要我們以相對穩定面對變化，而不能過于急躁的修正與改正。我們兩難性出路在于加緊匯率制度建設和市場開放，其中尤其在于我國外匯市場的開放。
全球外匯市場的主導性以及我們外匯交易的上漲性表明，我們必須與時俱進，適應國際趨勢和順應自己需求，及時有效規劃和放開市場，以此促進我國外匯儲備的保駕護航作用，而非負擔包袱的的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