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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最大優勢在于其韌勁，即其在危機和商業周期的陣痛和挑戰中生存下來、刺激創新和經濟增長的能力。然而，如今，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債務危機已逾四年，卻仍然不知所向，這不僅讓人們開始質疑這一優勢。
盡管美國經濟最近頗有些復蘇的希望（比如2011年第四季度的存貨補充），但真實GDP增長仍低于趨勢增長率。此外，盡管經季節調整的1月就業數據顯示失業率下降到了8.3%（1月份的實際就業數量仍在減少），但更現實的“失業率”仍高達15%以上，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更是處于30年來的最低值。美國顯然不是唯一一個步履維艱的國家，歐元區就面臨著遠比美國緊迫的主權債務危機。
那么，這一次為什么會不一樣呢？安·蘭德（Ayn
Rand）用其1957年的名著《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給出了答案。簡言之，當資本投資的激勵和領導權被剝奪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就會罷工。
如今，蘭德的虛構世界似乎變成了現實——以削弱生產率最高部門為代價給予生產率低下部門沒完沒了的救援和經濟刺激，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向資本投資增稅的呼聲。
自2008年以來，美聯儲已經增加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基礎貨幣供應，這是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議的巨額數字，實際上無異于給銀行的大禮包，讓它們覆蓋巨額虧損、刺激借貸和投資。然而，由于銀行仍處于去杠桿化階段，這些新增貨幣幾乎全部被用作超額儲備存在美聯儲那里。
此外，公司也握有大量現金，如果用相對于資產和凈值的標準衡量，公司現金持有量處于歷史最高點。然而，盡管權威人士大談資產負債表如何如何健康，但企業債務水平（相對應于資產和凈值來說）也處于歷史最高點附近。
現金就是王道。貨幣流動速度（即貨幣支出的頻率，以GDP與基礎貨幣的比值衡量）仍然徘徊在歷史最低水平。因此，貨幣政策收效甚微一點并不值得奇怪。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資本被空置著。
或許蘭德比所有經濟觀察家都更好地指出了激勵在激發企業家創新行為和風險承擔行為中的核心作用。激勵的減少，以及市場通過價格信號傳遞激勵信息的能力的下降，無異于收走增長引擎中的燃料。很顯然，采取利率控制和量化寬松的央行卻忽視了這一事實。
利率并不只是決定儲蓄和投資水平的經濟輸入變量。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米賽斯所強調的，利率是人們總時間偏好（即犧牲現在滿足將來的渴望）的反映，而不是它的決定因素。
于是，利率激勵并指導企業家如何在不同的時間間配置資本。比如，低利率和資本成本增加了未來現金流的相對吸引力，從而增加了資本投資，這便是系統對高儲蓄、低消費的自動平衡機制。
然而，國家對利率的操控并不影響時間偏好，由此產生的不一致性導致了扭曲，如同一切價格管制一樣，資本得到了流向與實際供求不一致的投資激勵。
筆者認為，美聯儲在有目的地破壞激勵系統，具體地說，是在扭曲資金價格所提供的信號，這將會導致投資不當（而當國債被貨幣化時，還會產生通貨膨脹）。這一過程將維持一段時間，獎勵生產率低下的投資，刺激認為美聯儲已經消除了風險的投機者。但必須認識到，這種情況并不可能持續。
如今，在經歷了史上最猛的信用擴張之后，引爆點顯然已經被觸發了。現在，資本已經對市場信號無動于衷，而隨著恒定的時間偏好被重新認識，越來越多的不當投資的清盤正通過系統滲透出來。
從長期看，國家無法規定企業家怎樣借貸和投資，如果對自由市場的操控壓力太大，投資資本將會“罷工”。當這一幕發生時，我們就會看到寬松貨幣政策的真正結果，它并沒有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活動，反而破壞了經濟協調和調整的自然機制，削弱了系統的韌勁。如此一來，貨幣政策將成為“停止世界的馬達”。
（馬克·斯皮茨納格爾是加州對沖基金Universa Investment創始人兼首席投資官。來自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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