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的《“裸官”監管調研報告》（簡稱《報告》）顯示，在其選取樣本中，有38.9%的受調查公職人員認同配偶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認同這一做法的公眾占比為34.2%。撰寫《報告》的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認為，從近年媒體曝光的案例看，外逃“裸官”大多是具有一定級別的官員，需要引起高度注意和警惕。
　　所謂“裸官”，是指配偶或子女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社科院《報告》發布的幾組調查數據，固然受其選取樣本的局限，但也值得我們重視。部分公職人員與“裸官”之間的微妙而密切的關系，表明“裸官”問題已成為加強干部管理和推進反腐倡廉必須嚴肅對待的重大課題。
　　在當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法律都明文規定，公職人員不得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住權，因為公職人員與斯土斯民同呼吸同命運，是最自然的政治倫理和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一般情況下，法律雖不對公職人員的配偶、子女作此限制，但配偶之間、父母子女之間有著最親近的關聯，如果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只留下公職人員在國內做“裸官”，其對斯土斯民的政治忠誠多少都會受到影響或損害。這樣說，并非是對“裸官”進行有罪推定，而是因他們身為公職人員，法律需要對他們的個人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社會也需要對他們的政治忠誠施加更高的要求。
　　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負責人指出，在配偶、子女已經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中，多數人能夠遵守法律和紀律，安心工作，但也有人身在國內心在外，通過為配偶子女移居的國家謀取利益而獲得私利；有的人由于配偶、子女已安頓妥當，自己非法斂財時更加肆無忌憚；有的人將大量非法財產逐步轉移出境，一遇合適機會便抽身外逃。實際上，“裸官”如不能遵守法紀，安心工作，只想著利用職權謀取非法利益，其可能無非兩種：要么像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那樣，瘋狂地招權納賄損公肥私；要么像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浙江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等人那樣，著手為潛逃國外做準備，待時機成熟就溜之大吉。
　　我們可以推測，對“裸官”認同者大多缺乏足夠的政治忠誠意識，對“裸官”政治忠誠度低下的現狀及危害不以為然；有的公職人員或許對“裸官”身在國內心在外、毫無后顧之憂的狀態十分艷羨，甚至不排除有的人自己就是龐家鈺、周金伙那樣的“裸官”。這種局面堪憂。
　　另一方面，調查樣本中近四成公職人員認同“裸官”，也表明現有黨紀政紀條規中關于“裸官”的規定，并沒有得到全面、嚴格的執行，沒有對“裸官”形成足夠的限制力和震懾力。如廣東省規定“裸官”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領導職務，但這仍有漏洞可鉆（官員先搞假離婚，將子女判給配偶撫養，然后讓他們都移居國[境]外，按規定就不算“裸官”了）。2010年中辦、國辦出臺規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向組織人事部門報告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情況，但公職人員在這方面的個人事項報告，仍局限于內部監督層面，輿論監督、社會監督仍難發揮應有作用。
　　當前，亟須大力完善并嚴格執行有關黨紀政紀和法律法規，加強公職人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審查制度，適時將公職人員個人事項報告制度升級為個人事項公開制度，將公職人員配偶子女出國（境）的事由及費用的數額、來源、用途等公開晾曬，以財產公開和任職限制形成對“裸官”的雙重約束，推動公職人員政治忠誠度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