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歐盟試圖從2012年起正式征收航空業碳排放稅，將所有起飛或降落在歐盟境內的國際空運活動都納入歐洲碳排放交易體系，由此引發了一場國際“碳排放稅”風波。值得注意的是，與歐洲國家一起極力倡導全球“低碳經濟”發展主張的美國，在這場風波里竟然也明確地反對歐盟的征稅主張，其中原因讓人尋味。
　　筆者認為，上述這一自相矛盾的事例，反映出歐美所積極推行的低碳經濟，其根本目的仍是服務于本國核心利益，是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下所采用的一種競爭戰略。通過全球范圍內推行低碳經濟和發展與低碳相關的實體經濟，一方面抑制靠石油資源迅速崛起的新興經濟體；另一方面通過發揮自身在科技創新和技術研發領域的相對優勢，利用低碳標準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以及市場容量確定性程度高的低碳產品需求，實現其經濟的復蘇和增長。
　　“低碳”概念源于學術界對碳排放所導致的地球氣溫上升現象及其后果的擔憂，有部分學者認為這種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歸因于人類過度使用石化資源，因此作為應對之策，他們主張人類社會應采用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發展模式。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這種碳排放的增長是地球作為一個有機的復雜系統由于負反饋機制的存在、發生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雖然控制人類過度耗用石化資源仍有必要，但這將不足以支持現有“低碳經濟”主張的迫切程度。這表明，“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目前并未在學術界達成一致，仍然存在爭議。
　　歐美發達國家將一個在理論上尚存在爭議的命題急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推廣，極力將“低碳經濟”設定為全球未來經濟發展所應采用的主流模式，其背后實際蘊涵著非常深遠的利益考量。
　　從歐美的經濟發展歷程看，歐美國家在上世紀完成工業化進程后，由于確定性程度高的低層次居民消費需求（例如食物、服裝、汽車和住房）開始趨于飽和，而更高層次的居民需求（例如體現自我實現需求的個性化產品）由于個性化程度高而造成其需求的可預測性明顯降低、生產者滿足這種需求的難度加大，于是消費需求和生產投資的不確定性便使經濟增速出現明顯放緩。本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的破滅，更使得歐美發現，單靠發展高需求層次的虛擬經濟，不足以實現其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長期保持較競爭對手國的領先優勢。
　　于是，歐美為了找到可以實現自身經濟增長的“良方”并抑制競爭對手，開始思考從實體經濟入手，設法找到既有利于發揮自身現有優勢、新興經濟體又不占優勢的實體經濟產業。由于歐美目前占據著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利用這種主導地位改變全球經濟需求背后的文化因素，將“低碳”推廣為全球的基本經濟需求，就可以起到“一舉兩得”的作用。
　　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創新在節能環保領域的領先優勢，在“低碳經濟”所帶來的市場規模巨大、確定性高的實體經濟領域占據有利地位，進而帶動本國經濟再度實現高速增長，維持和鞏固其較競爭對手國的經濟領先優勢。另一方面，“低碳”的推廣將降低石油資源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削弱新興資源國賴以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資源基礎，同時也將降低高能耗的傳統制造業產品需求，進而抑制依靠世界制造業產業轉移趨勢快速發展起來的新興經濟體。
　　為了有效應對歐美的這種低碳國家戰略，我國應采用“借力打力”的對策，即著眼于我國人均資源有限、高能耗高污染的經濟發展路徑不具可持續性的現實狀況，并洞察歐美“低碳經濟”主張的實質，選擇節能環保等有著現實需求、符合自身經濟發展需要的產業進行大力扶持，在促進本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力爭在國家戰略博弈中占據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