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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我國經濟面臨諸多兩難問題。譬如：收緊銀根企業受不了，不收緊銀根通脹受不了；出口太多輸入性通脹受不了，出口太少企業受不了；人民幣不升值美國“受不了”，人民幣升值出口企業受不了；減少美國國債外匯儲備會貶值，增加美國國債更加不安全；不大幅提高糧食收購價，農民和農民工收入太低，內需嚴重不足，只能靠出口、房地產投機、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長期這樣國家經濟很危險。若是大幅提高糧食收儲價格，農民收入和農民工工資大幅增長，出口型企業受不了，也怕引發更嚴重的通脹和失業；美國和歐洲有了經濟危機，不救？中國出口積累下的龐大美元、歐元資產受損。如果救美國和歐洲，中國會被美國和歐洲綁架得越死，套得越牢……
而通觀上述所有的“兩難”經濟問題，其實都或多或少與“內需不足”有關，所以政府和輿論多年都高度重視“擴大內需”。但由于農民和農民工收入增長嚴重滯后于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所以，政府主導的“擴大內需”，很大程度上，異化為政府投資和城鎮居民、農民工、大學生“房奴”化。這其實是“飲鴆止渴”的辦法，不僅解決不了“內需不足”的問題，還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制造新的“內需不足”。
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經濟上每一次“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都是因為農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恢復而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局面。正如溫鐵軍先生所言：歷經多次危機而不倒的中國經驗之核心，就是二元結構體制下的農村，還有內部化處理外部性代價的機制。1950年化解民國遺留的高通脹危機靠的是恢復農村經濟——土改增強農民創造性；1960年化解“大躍進”危機靠的是恢復農村經濟——“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增強農民創造性；1980年中國又因連續過多引進外資造成危機的對應解決，靠的還是恢復小農經濟。
中國過去是一個農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內需不足”實際是“三農”問題的結果。“三農”問題越嚴重，經濟面臨的“兩難”問題也會越多！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多數兩難問題，不著手恢復農民自主性和創造性，加息還是降息、收緊還是放松流動性、減稅還是加稅、財政政策是積極還是穩健等等，都難以立竿見影。
解決“三農”問題與國家經濟解困有高度的一致性。這是最根本的中國經驗！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解決國家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問題。黨中央、中央政府多次強調“三農”是“重中之重”，這是完全正確的判斷，當下之關鍵是要讓各級政府聚精會神、一心一意致力于解決“三農”問題。
新中國60多年歷次恢復農村經濟化解“輸入性經濟危機”，基本上都是以“地權歸農、平均地權”和“擴大農民經營自主權”來實現的。這次也不例外。一方面，必須防止土地過度集中到少數人手上；另一方面，必須防止農業現代化（產業化）將農民邊緣化，必須將小農組織起來主導農業產業化，由農民分享農業產業各個環節（包括農村金融）的全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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