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2月18日宣布，從2012年2月24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調整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準率將降為20.50%，中小金融機構降為17.00%。盡管選在周末，據預計一次性將釋放4000億至5000億元流動性的期盼仍足以讓饑渴的市場興奮。
　　周日消息面的反饋印證了這一判斷。主流消息認為，這次調準時機恰當，目的是在穩增長，對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都是利好。該判斷的主要依據是，從經濟數據和宏觀微觀形勢看，1月份信貸增長遠低于預期，外匯占款雖在恢復增長但增加額仍較少，經濟增長放緩企業資金吃緊，且物價漲幅有所回落。并且，自去年12月5日近兩年來存準率首次調降0.5個百分點后，市場也普遍存在再次調降的預期。第一季度調降也符合通常的信貸投放加大的規律。
　　甚至有機構的預測更為大膽，稱這次下調可視為貨幣政策進入實質性放松階段，預測年內還會有兩到三次甚至更多次的調降，也不排除第二季度降息的可能。我們理解市場的渴望，但將這次調降的落腳點放在資本市場則失之偏頗。盡管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這不意味著現在是貨幣政策轉向的恰當時機。這次調整，更準確的判斷是，這是一次微調，是根據經濟形勢的相機而動，匆忙的轉向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作出這個判斷，絕不是所謂的“姿態主義”或嘩眾取寵，而是站在更大空間下的冷靜觀照。我們懂得，就當前經濟形勢而言，放松貨幣政策釋放流動性甚至要求貨幣政策轉向的動力更為強大。舉例來說，不少地方政府渴盼流動性釋放的動力絲毫不亞于資本市場。由于近兩年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房價回落幅度雖不明顯，但房地產的大幅擴張已明顯受到抑制，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收入銳減，地方債務問題也在近日成為市場關注熱點，并進而引發對銀行業的負面效應。一些地方政府寄望于通過銀行來解決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從近期被叫停的蕪湖樓市新政即可見端倪。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貨幣政策微調的時機，以及貨幣政策相機微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在做這些政策選擇時，要慎之又慎，既要避免該調時不調進而引爆經濟風險，又要防止作出誤判從而慣性般地超調、過調，要做到既緩解當前的經濟矛盾，又不能背離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從而被報復性的反彈消解掉之前宏調的成果。我們要走出保增長與控通脹交換輪替的怪圈。
　　這意味著，我們在使用貨幣政策因應經濟形勢時，采取審慎的態度并不為過。過去的路徑是，保增長和控通脹成為非此即彼的兩難選擇，我們往往陷入各執一端的超調境地。之所以陷入如此兩難，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宏觀因素是，我們的經濟被不太健康的高速運轉所綁架，經濟結構存在缺陷。這個結構的顯見弊端是，過度依賴出口抑制了非出口行業的發展，土地財政和基建投資拉動在烘托繁榮的同時帶來了浪費和無效，社會保障體系的畸形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又制約了國內消費市場，從而不能形成一個良性運轉機制。而這樣的運轉機制，在一方遇到大問題時，常常會迫使整個系統為其做整體調整。
　　當然，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有賴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宏觀引導，更有賴于經濟發展與平衡的觀念的調整，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的良性的均衡發展。回到貨幣政策，我們的存準率和利率調整，也應基于經濟結構良性回歸的主旨。我們在做宏觀調控決策時，既要因應經濟增長、通脹、外匯占款、信貸和資金需求等微觀指標，也要判斷國內外的經濟大勢，勿因某一片面因素而背離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