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哪里會料到，他將茅臺列為僅次于路易威登（LV）、愛馬仕和寶馬的第四大奢侈品牌，等于把茅臺公司往火上烤。茅臺因為早被貼上了“政商關系承載物”式的標簽，原本就已成為眾矢之的了。現在還能公開、大聲宣稱“茅臺很委屈”的，或許只有券商研究員了，譬如瑞銀證券稱茅臺“成長之路風雨無阻”。
　　所謂在商言商，券商研究員分析一家公司，總會剔除輿論中的一些情緒化元素，抓住最核心的部分。譬如茅臺高層說，到“十三五”末（即2020年底），產能要達到6萬噸，銷售收入破千億。也就是說，相比現在1萬多噸的產能和200多億元的營收，未來8年要增長5倍左右。可茅臺在市場上總是供不應求，有人計算過，要滿足當下的需求，產能至少得3萬噸。供不應求，就漲價吧，過去10年茅臺酒的價格漲了近10倍，未來8年就算再漲5倍，到2020年，每瓶就超過了一萬元了。
　　一萬元一瓶茅臺。正常嗎？沒什么不正常。憑啥國外一些奢華酒一瓶合人民幣幾萬元、十幾萬元，中國酒就一定要廉價呢？憑啥LV一直在提價，而茅臺提價就被人指責呢？估計茅臺老董事長季克良和現任董事長袁仁國都曾這樣想過，但無論如何不會這么明說。非但不這樣說，反而如季老先生一樣，反而還多次號稱要做“中國人喝得起的茅臺”。哪怕被人取笑“口是心非”，也要盡力與民眾拉近距離；哪怕因為申報奢侈品資格的事深陷輿論漩渦，也忍著不去做所謂的“危機公關”。為什么會這樣？很簡單——茅臺是國有企業，而季、袁都是國家干部，他們最忌諱成為輿論焦點，萬一不小心被焦上了，最佳應對策略或許就是以靜制動。
　　假如茅臺是民營企業，那情形就會大不同。拿下世界奢侈品協會頒發的資格證，相當于在進入國際市場的名片上鍍了層金，這不是許多民企夢寐以求的么？先不說海外銷量從此節節攀高的可能性有多大，至少紐約的茅臺酒便不會再一瓶幾百元人民幣地“賤賣”了。
　　至于國內市場，大可不必因為成了向官員送禮的首選而陷入輿論漩渦太在意——民眾矛頭對準的是拿公款消費高價酒的官員或拿這種酒充當“尋租工具”的利益雙方，而不是這種酒本身。就算沒有茅臺，也一定有別的價格也許更高的酒坐臺，就算有人大代表建議出臺或政府出臺了“限茅令”，一樣不能阻止官員們愛茅臺的步伐。而當陽光下的喝茅臺和送茅臺變成地下行動，市場之紅火可能不減反增——這和民間借貸利率要遠高于銀行利率但供需兩旺是同樣的道理。
　　作為民企的茅臺，同樣不必在意因提價而引起的爭議。游戲規則不可違背，若行政之手干預過多，一個壞市場的形成只會造成多敗俱傷。奢侈品從來就不是為普通大眾而生，全世界皆如此，很少聽到歐美消費者因某個超出自身消費力的產品不斷漲價而口誅筆伐甚至惡語相向的，也很少有哪國的消費者像許多中國人一樣對所謂代表權力、地位或身份的符號趨之若鶩并深以為然。
　　這并非是自嘲之語。一國的商業文明和民眾的財富觀是不斷變化，從稚嫩走向成熟的。回想一下，茅臺酒在2000年至2006年間因為創設了新的商業模式而營收增長6倍，可謂一飛沖天，茅臺漸成人們津津樂道的明星公司。但之后幾年，國人再提起茅臺，語氣卻有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源泉之一，是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大以及中國商人“原罪”討論興起，創設茅臺商業模式的原總經理喬洪從功臣淪為階下囚被判死緩。
　　具有奢侈品之實的茅臺不敢提奢侈二字，而其他酒類品牌譬如郎酒，早已高調宣布以奢侈品形式在全國范圍運營高端連鎖店品牌，太陽谷冰酒作為世界奢侈品協會“全球最具價值十大創新品牌”中唯一中國品牌已與歐美眾品牌站在了一起。順便提一句，和茅臺一樣地處赤水河畔的郎酒，2011年營收超百億元，同比增長近八成。10年前郎酒從國有改制為民營時，當地政府給汪俊林的協議之一是：當郎酒銷售額達到30億元之后，每增加10億，郎酒商標所有權就無償出讓10%給汪作為獎勵。
　　假如茅臺是民企，規模和國際影響力或許會比現在大數倍，或許早成奢侈品牌。2011年中國奢侈品年消費總額或許已位居全球第一而非第二；或許早趕在LV集團旗下的軒尼詩買下中國的文君酒之前，已將軒尼詩歸入茅臺旗下……當然也可能有另外幾種命運：耽于平庸、分崩離析或被收購（被國外資本吃掉的可能性最大）。因為很難想想象，一家毛利率超過90%、缺乏相應股權激勵機制、派系斗爭激烈的非家族式民營企業會順風順水，且每到輿論風口浪尖總能安然脫身；而就算它壯大到成為當地政府的掌門明珠，當有突然事件發生時，當地政府也未必會像現在一樣設身處地為企業及股東著想。可以說，比茅臺酒更奢侈的，是其頭上那頂“紅帽子”。
　　如此看來，與其如此圈養這么一個拘謹的“國寶”，不如放手讓它自由搏擊。讓權力的歸權力，市場的歸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