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推動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世界范圍內以“大首都經濟圈”為特征的區域一體化的“新經濟形態”正在迅速發展。面對這個國際大趨勢，北京理應在確立“大首都經濟圈”的戰略格局中，當仁不讓地承擔起“爭奪國際產業分工分配權”的歷史使命。
　　上海正在快步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以承擔起“爭奪人民幣定價權”的歷史使命。那么，北京該如何定位？筆者認為，北京應建成國際綜合產業創新中心，在確立“大首都經濟圈”的戰略格局中，當仁不讓地承擔起“爭奪國際產業分工分配權”的歷史使命。
　　金融危機后,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已成全球兩大主題。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產業正在悄然分工，美歐為此正在激烈爭奪國際產業分工的一級分配權。歐債危機，實質就是爭奪這種控制權的外部表現。處在世界產業鏈頂端，美國正在抓緊全球產業的布控和整合；日本憑借其技術優勢在爭奪對亞洲產業的國際二級分配權。因此，北京的戰略定位，已不是簡單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客觀上已上升為如何歷史性地擔當起爭取國際產業分工分配權這一重任的戰略大問題。
　　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在產業集聚和發展上已確立了無可爭議的優勢。北京的高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優勢凸顯，總部經濟發達,空間要素的配置能力超強。而最大的優勢是人才資源，已形成了具有優勢地位的完整的產學研鏈條。北京憑借自身優勢，正在發揮其作為環渤海地區“輻射外溢”的功能作用。與此同時，以北京為中心，以京、津、冀北城市組城的“大首都經濟圈”格局也已形成。由此，憑借政治中心所具有世界影響力——“制度游戲規則制定權”作依托，北京已具備了在亞洲乃至全球更大區域內影響國際產業分工的能力。這個能力，在東亞將日顯突出。
　　眼下，北京產業布局在形成了研發、流通、制造這三大優勢產業的“驅動外溢”的功能優勢后，外溢的方向究竟是向東，還是向南；主導權是交由外部的“國際力量”，還是利用自身已經形成的產業價值高地“自我主導”；面對日益狹窄的空間發展問題，是與周邊區域整合后放大，還是延續“自我封閉”循環發展；這些問題都必須重新審慎選擇。例如，制造業向東外溢有助于東部津、冀北等工業發達城市承接，便于從出�？谵D口。但東部資源要素的升值實際上已成“產業東溢”的瓶頸。加之原來熱切期盼的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的失敗，使得今后國際新的分工體系的建立與分配權的爭奪，更顯形勢嚴峻。
　　在“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經濟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已成大趨勢。在世界范圍內以“大首都經濟圈”為特征的區域一體化的“新經濟形態”正在迅速發展，并都得到本國政府的支持。如韓國首爾、法國巴黎、日本東京等“大首都經濟圈”都已成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東京“大首都經濟圈”的經濟總量，占到全日本的六成�！按笫锥冀洕�圈”是未來國際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更是北京未來發展的趨勢。
　　加快推動“大首都經濟圈”，客觀要求是“一體化”發展。
　　以“大首都經濟圈”涵蓋的河北省為例，作為“北京的環”，河北省經濟呈非均衡發展，遂使環繞北京的河北省相關縣市成為“價值洼地”。造成這種失衡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原因，筆者認為是割裂了區域“空間一體化”的整體性，扭曲了資源要素之間的必然聯系，分割了資源與空間之間的內在驅動力，致使要素移動的空間距離拉大，增加了資源交易成本，造成了空間生存的質量差距。這顯然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徹底改變傳統的思維慣性，確定全新的區域發展整體戰略，規劃重構、產業重塑，充分利用北京周邊的“價值洼地”，共建京、冀“經濟一體化制度平臺”，以減少交易成本，使區域內人口、資源、環境等諸要素得到科學合理流動，尋求北京最大價值的發展空間。
　　北京“大首都經濟圈”的發展思路，筆者以為是以“資源換空間”，先促使京、冀兩地實現“空間結構優化”；再通過兩地“資源要素”的“增量整合”，使兩地“產業結構升級”與“產業鏈重構”，實現跨越式發展。
　　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以北京擁有的經濟高地作為大輪輻，可以構成“能量聚集核”，產生“輪輻外溢驅動”。向北“外溢”，建立由物流、空港、港口三大功能區做支點構成的產業帶；向南“外溢”，建立由物流、空港、港口三大功能區做支點構成的產業帶。在形成集聚和關聯效應后，促成南北兩大產業帶“驅動力”的形成。為最終實現“大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的“空間格局”奠定產業基礎。
　　在具體發展措施上，可以是“一主兩翼、六個支撐”。一個主軸，即以北京為主軸，將該區域（第二步將天津擴入）戰略上升到建立“大首都經濟圈”的發展戰略層面，通過“資源換空間”，在“空間結構優化”與“互利共贏”中實現京、津、河北省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皟梢怼�，即以打造河北省南、北兩大產業帶作為兩翼。這一地帶經濟發展一直在“分割”、“發散”、“封閉”中艱難前行，一直是“環繞北京的特殊貧困帶”，北京的發展趨勢，客觀上存在空間拓展的需求，打通南北兩大產業走廊，主動承接北京“外溢”產業，在構建精品產業過程中，實現北京與河北在產業鏈上的“無縫對接”，進而在產業結構的重構和優化中，建成“大首都經濟圈”。
　　“六大功能區”，即前述物流、空港、港口、物流、空港、港口六個功能區，它們服務于“大首都經濟圈”的發展戰略，是“大首都經濟圈”空間功能的拓展，也是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必然成果”。
　　無論從全球經濟新格局的演變態勢，還是從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看，實現“大首都經濟圈”戰略都是北京發展必然趨勢。環視今天的中國，能擔當起人民幣定價權和國際產業分工分配權這樣的歷史使命的，只有上海和北京這兩大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