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存貸增長都乏力，但全行業利潤畸高。全行年利潤增長超過了60%。不瞞你說，這還是‘調控’后的數字。現在哪個行業的利潤能有這么高，只要拉到存款，想少賺錢都不容易，這正常嗎？而更不正常的在于，面對這么高的增長速度和基數，今年指標已經下達，仍然要鞭打快牛，總行要求今年的利潤增長不低于去年，董事會真是太瘋狂了，要賺那么多錢干什么？”
　　近日，一家大銀行的負責人在與筆者談去年經營業績和新年指標時，以十分糾結的心情說了幾句“不該講的心里話”。捅破這層窗戶紙的，他不是第一個，此前也有一個不好意思說利潤的行長，引得業界震動。
　　中國銀行業連摘利潤“桂冠”，真的是金融體系體制優越，競爭能力強嗎？西方的國際性大銀行排名后退，中國幾家大行排名躍居世界前列，真的是管理水平比人家高嗎？過去十年間，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不升反跌，真的是外資銀行開拓能力差嗎？
　　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實體經濟艱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大背景之后，中國銀行業的暴利是建立在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利率高度管制、市場化程度偏低、金融體制沒有明顯改善的結果，而根本的原因是體制紅利所賦予的。前幾年的天量信貸投放，形成了歷史上罕見的貸款基數，盤子越大利潤越嚇人。銀行業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5%，但年通貨膨脹率在5%以上，而特殊年景利息上浮幾成潛規則，銀行實際貸款的平均利率應該在15%左右。百姓在銀行體系內60多萬億元的存款，以負利率的方式為銀行業貢獻了超額利潤。筆者做過一個測算，如果一年期存款利率能與CPI持平，百姓的利息收入應增加１萬億元，兩年時間就相當于目前社保基金的總額。而在負利率背景下，這筆不菲的紅利合法輸送給銀行，成就他們的超額利潤。
　　去年銀行業利潤激增的另一個原因是，存量貸款衍生的中間業務收入增長快速，對效益強勁增長形成有力支撐。國際銀行業通行的以手續費及傭金構成中間業務收入的主要來源，而現在的市場環境下，純粹的中間業務幾乎沒有。其原因就是銀行談判能力超強，說一不二，八成以上的中間業務收入都是信貸資源派生出來的，按貸款比例收財務顧問費、按貸款轉存款的一定比例開銀票、保函，怎么收費都是銀行“一口價”，只要有貸款，中間業務收入“要多少有多少”。這種畸形的掠奪式收費讓客戶敢怒不敢言，“你不答應就收你的貸款”，“你不要，有人要”。
　　應該說，逾萬億元的超額利潤并不是建立在銀行業自身經營管理水平特別高、創新能力特別強的基礎上的。牌照的壟斷、行政性定價及體系內外價格雙軌制共同作用，使銀行業的議價“說一不二”，利潤處于歷史上最好時期，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大環境和特殊的體制紅利所賦予的。在資金饑渴、供應不充分的金融抑制型市場上，作為資金中介的銀行獲得了超額分配，說明在國民收入的總分配格局中，政策紅利天然地傾向于保護銀行業的利益。然而，銀行業的暴利和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困難形成鮮明對照，在過去的2011年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程度，對此必須要有理性的審視。
　　銀行是高負債經營的，九成資產來自社會，而在金融大爆炸的年代，信貸資產質量管理都普遍面臨挑戰，銀行業的每次擴張都伴隨著資產質量的大考。作為公眾企業，涉及流動性風險和重大風險案件本應必須有透明的信息發布機制。但是，現在普遍的是出了事不敢面對，主要負責人怕被問責丟高薪，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在“捂蓋子”，都希望通過時間來慢慢消化，結果助長道德風險，越捂越臭，越抹越黑，釀成更大的風險。齊魯銀行票據案，卷入的廳處級干部二十多人，煙臺一家銀行的支行長外逃，近日在浙江被擒，“一槍打掉幾個億”，如果不落網，外界根本無從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