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財政部公共財政收支情況，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103740億元，增長24.8%。其中，中央本級收入51306億元，增長20.8%；地方本級收入52434億元，增長29.1%。數據顯示，中國財政收入再次大幅超收，財政收入持續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快于中央財政收入，非稅收入多年低增長過后再次高增長。
　　我國財政收入高增長有多重原因。筆者從預算編制與經濟轉型兩大背景展開解讀，希望提供一個不同于以往的視角。
　　首先，財政預算編制包含的諸多不可觀測與不可預知信息，成為我國實際財政收入高于預算的主要原因。衡量財政收入變動，一是與上一年度財政收入作對比，二是與本年度預算收入作比較。“信息不完備”造成了預算與實際收入之間的差異。這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
　　第一，中國預算編制改革尚在進行中，財政收入也一并在路上，很多經濟信息難以觀測。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志勇所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一直是推動我國預算改革的關鍵力量。”為了搭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體制機制，預算編制財政收入的策略也在不斷完善。財政收入與預算編制的偏離有特殊的歷史原因和階段特征。
　　第二，稅制調整、政府性基金改革、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增加與預算外收入合并，成為預算編制財政收入不可預知的制度影響。以稅制調整為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同時2010年企業利潤增加較多，形成了2011年企業所得稅16760億元，比上年增加3917億元，增長30.5%。此外，預算外收入中相當部分原在“預算外專戶”管理，2011年按有關規定納入預算管理，屬于轉移性收入。這些變化都構成了預算編制與財政收入不吻合的重要原因。
　　其次，經濟轉型帶來的一系列變化令財政收入增加趨勢短期內難以改變。這可以從三方面解讀：
　　第一，經濟增長下調整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很可能要靠劃分財政收入的增量來推動。依靠土地出讓金維持地方財政收入，支撐地方建設的途徑已經基本關閉。即使今后還有土地出讓收入，這項收入的管理也會更規范，收入的比重也會逐步降低。然而，地方政府需要處理的各項事務卻不會減少。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逐步建立地方主體稅種籌集收入，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更有效的轉移支付，保障地方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正是如此，2011年地方財政收入增長明顯高于中央財政收入，隨著財力與事責相匹配的改革原則落實，財力向地方政府傾斜的趨勢將會更明顯。財政總收入的增加部分將成為中央與地方關系調整的主要內容。
　　第二，城市化、經濟結構轉型與升級、市場經濟改革走向深入，都是財政收入增加的誘因。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是城市化與工業化帶給世界的經驗。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可以看作一個國家或地區提升到新階段，新平臺的標志，財政收入水平自然也會相應上升。市場的高度發展、分工細化與產業組織的變革，將源源不斷地創造利潤及制度紅利，身處消費與投資升級當中的財政收入沒有下降的理由。
　　第三，民生支出壓力，養老、住房、醫療與失業保障都要求財政收入有足夠的支撐能力。民生支出已經明確成為我國財政支出當前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支出重點。養老、住房、醫療與失業保障都是財政兜底的范疇。老齡化的加劇、就業人口結構變化等問題，都是民生范疇繞不開的保障領域。無論是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還是其他國家的社會保障融資，無不警醒我們有必要穩定財政收入，蓄積財力，應對不時之需。
　　總之，我國財政收入的大幅超收體現了目前我國財政收支活動一個客觀局面。這個局面不是一個原因構成的，也不應用好與不好來簡單判定。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有著世界各國發展歷程的共性，也有自身發展的歷史背景與演進規律。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的邏輯既有宏觀大勢特點，也有微觀波動左右，很多情況還牽涉體制機制改革，甚至與國際經濟環境相聯系。客觀全面看待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情況，科學、有效地預測財政收入的變化趨勢，有助于中國財政乃至中國經濟走得更穩、更扎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