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人民幣資產經歷繁榮期，但當前人民幣資產的內外條件正發生變化。
過去十年，中國的外匯占款從1.78萬億元上升至2011年底的25.35萬億元，特別是過去五年（2007年-2011年）外匯占款增逾15萬億元，年均增加3.1萬億元人民幣。
過去十年，外匯占款強勁增長既反映了人口結構變化，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儲蓄率不斷上升，也反映了政府經濟活動的擴張導致分配結構惡化，投資經濟強化出口經濟。在國際收支方面，表現為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引致本幣強勁升值預期。
然而，從2011年第四季度開始，外匯占款連續出現三個月度的凈減少。這是1998年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情況，外匯占款長達十年強勁增長的過程似乎終結。種種跡象預示，未來五年中國可能進入外匯占款增量大幅減少期，今年新增外匯占款或縮減至1.5萬億人民幣，甚至更低水平。
從原因來看，一是美國經濟復蘇可能比預期強勁。美國旨在“以提升服務業可貿易水平”的經濟再平衡戰略日漸清晰，新的經濟增長因素集聚，創業活動開始恢復，帶動信貸和就業市場改善，消費信心指數顯著反彈，新訂單增長。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就業數據不太可能轉勢變弱。伯南克近期關于推出QE3的“喊話”和降低利率政策保持到2014年的表態，只能解釋為避免美元過度上升侵蝕剛剛復蘇的就業市場，并不是預示經濟走弱。盡管美元短線很難走得太強，過程曲折震蕩的可能性較大，但美元似乎正在構筑大底。
二是從跨境資本流動的大周期看，自上世紀70年代美元信用本位的牙買加體系確立后，國際資本大體每15年完成一次方向性的變化周期。1975-1981年，資金流入新興市場（拉美）；
1982年美元展開一波升勢，1982-1989年資金流入發達經濟體（日本和美國），拉美衰落；1990-1996年資金流向東亞四小龍；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7-2003年資金回流美國，美元又是一波升值走勢；始自2003年、2004年，資金再次大規模流向金磚四國特別是中國，美元貶值，即便2008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之后的三年并未改變資金的流向。
2012年無疑又到國際資本流動的敏感分界點。經濟邏輯上也支持這種變化發生的可能性，即美國經濟復蘇轉強，而新興市場國家大多遇到短期內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困難（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累積）。
面對未來外部條件的變化，央行可能需要不斷釋放美元以穩定匯率，抵制市場產生的人民幣趨勢性貶值預期；對內則需要不斷釋放存款準備金以穩定資金價格，目的是穩定和平滑人民幣資產價格下行壓力，避免產生全局性信用收縮，并導致經濟失速。
從內部條件看，未來長期政策轉向的跡象愈發明顯，更可能實質性執行一條中性和收斂的財政路線。
中國財政概念寬泛，不能僅僅局限于表內財政收支。財政擴張主要通過政府控制的商業銀行信貸擴張來進行，不同于一般教科書意義的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融資，政府投資活動大部分是在表外，并以各種公司實體投資形式隱性擴張。
各級政府擁有的萬余家實體公司（包括融資平臺，審計署調查是6700家，銀監口數據是萬余家）在融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加上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如果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話，這些都應從政府的表外回歸表內，列支政府或有負債。
更寬泛些，財政擴張還包括政府所控制的資源（稅收優惠、補貼、土地、環保標準、礦權等）所引致的私人投資，這些活動更類似政府經濟活動，很多已經偏離了工商企業利潤最大化方向。比如近些年，很多地方用財政補貼和土地鼓勵大企業新建產能，此時企業目標就異化為營收最大化，企業利潤越來越依靠政府補貼和土地等不動產升值。
2011年12月，表內財政支出仍存在突擊花錢現象，但較往年有所內斂。決策部門應高度重視將超收收入轉入政府預算穩定調節基金，這樣才能在不擴大赤字率的情況下，為減稅打開可操作、可持續空間。
未來表內財政支出結構會發生變化，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支出將顯著提高，這是現代國家財政方向。只有如此，家庭教育和看病開銷才可能降下來，消費才可能提振。
當前財政收斂更多體現在表外方面。投資增速的確降下來了，而且很多規劃實際上都在調整，比如鐵路、保障房、公路等。據測算，實際在建凈投資規模增速從2010年的21.7%下降至2011年的14.2%，這個指標更靈敏地反映了投資慣性和未來投資需求變化。筆者預計，未來幾年實際投資增速會逐步回落至12%左右，2012年該指標可能保持在15%左右，名義投資維持在18%左右。總之大面積基建開工的時代已經過去。
當前要確保在建續建項目的開工，但2011年底在建凈投資規模仍高達35萬億人民幣。這意味著今年投資慣性很大，如果基建項目不進行有效調整，基建投資的信貸需求仍十分強烈，在此背景下，今年信貸政策明顯寬松的可能性并不大。這一點從當前貨幣當局對準備金政策和信貸放松極為謹慎的態度可以體會。如果信貸增速受到抑制，在新增外匯占款大幅下降情況下，要實現14%的貨幣增速將是較為困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