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民企融資受困、不得不高息借貸，另一方面是央企糧餉充足、放貸（或“另類投資”）套利分紅。這種民企與央企資金層面的冰火兩重天境況，充分說明我國當下金融資源的嚴重錯配。
　　又一場所謂的“高利貸”糾紛在上演。只不過，與通常高利貸糾紛發生在民企與民間放貸者之間不同，這場糾紛發生在民企與央企之間。
　　據媒體報道，四川達州的一家民營房企舉報四川中石化高息放貸，因其未能及時還貸，該家民營房企的全部股權已被悄然易主，由此引發了此次中石化“另類投資”事件。對此，四川中石化回應，并非放高利貸，而是投資。
　　雖然，在事件爆發的初始階段，我們還不便對此場糾紛的性質進行蓋棺定論：究竟是如該民營房企所說“高息放貸”，還是如四川中石化所言“另類投資”。
　　但是，如果跳出表層的是非之外，一條隱秘資金的流動線路卻清晰可見。在這條資金流動線路中，四川中石化是資金的供給方，民營房企是資金的需求方。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在2010年底持續至今的貨幣緊縮政策之下，雖然民企的融資通道日漸趨窄，但央企（國企）的資金來源卻相對寬裕。否則，又怎會有余錢“高息放貸”或“另類投資”呢？
　　一方面是民企融資受困、不得不高息借貸，另一方面是央企糧餉充足、放貸（或“另類投資”）套利分紅。這種民企與央企資金層面的冰火兩重天境況，充分說明我國當下金融資源的嚴重錯配。
　　雖然，從表面上看，近年來我國信貸政策一直向小微企業（民企占主體）傾斜，2010年小企業新增貸款高于同期大型企業（央企占主體）16個百分點，2011年小企業的信貸增速亦高于同期大型企業。但是，民企信貸增速的相對上升，并沒有解決民企融資總量嚴重匱乏的窘境，相反民企的融資成本卻呈持續上升態勢——以當下為例，央企的一年期信貸成本在6%-7%之間，但同期大多數民企的信貸成本卻高達10%以上。這是因為，除極少數大中型規模的民企，大多數民企的信貸需要擔保公司參與，而擔保公司直接（間接）抽利即高達4%左右。更有少部分通過小貸公司借貸的民企，其貸款成本則是高達20%以上。而更多依賴于民間融資生存的民企，所付出的融資成本更是高達30%-60%之間（甚至100%以上）。
　　在融資總量匱乏、且成本高企之際，此家四川達州民營房企以月息3分（年復利40%以上）向四川中石化借貸，亦可謂見怪不怪。
　　那么，為何大型企業（央企占主體）相比小微企業（民企占主體）的信貸增速相對減緩之際，其資金面卻能夠如此充裕呢？這主要因為，央企除了銀行信貸的融資渠道之外，還可以通過股市、債市和信托等渠道進行融資，而這些融資渠道對于絕大多數民企來說，幾乎絕無可能。
　　除此之外，央企還因享有定價、稅費、土地、以及低成本貸款等政策優惠，更容易賺取暴利以便于自身進行資本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