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歐洲尤其是德國，是世界矚目的焦點。一百年后，德國又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
　　在兩周前的本年“冬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德國總理默克爾是致開幕詞的國家領導人，這種安排是聰明的，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默克爾演講的內容尤其是對歐元區危機的態度，今天已是世人認識和預期金融經濟形勢的重要依據。若是沒有歐元區主權債務和歐元危機的緩解，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穩定與增長，甚至可能趨向更加動蕩與悲觀。而緩解這一危機的決定性力量在德國。
　　主權債務問題只是歐元區危機的表象，貨幣問題才是根源。正如上個世紀40年代由英國凱恩斯和美國懷特率領兩國財政官員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在德國前總理科爾和法國前總統密特朗主導下促成的歐元區機制，實際上是一個迷你版布雷頓森林體系，只不過更加徹底。歐元區范圍只在17個歐陸國家，不存在諸如美元和英鎊那樣的關鍵貨幣，只有單一貨幣歐元；沒有黃金兌換問題，也就沒有貨幣發行基礎與約束，有的只是純粹紙幣本位。盡管有歐洲中央銀行，但它沒有維持成員國之間匯率穩定的職責（因為匯率機制已不存在），卻有貨幣發行職能。
　　盡管美國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國家，但因這一貨幣聯盟需要美國提供流動性和儲備貨幣，故而美國要主動或者被迫保持國際收支赤字。基于其他貨幣與美元以及美元與黃金間按既定比價的可兌換性，使其他國家實際上擁有了向美國施壓的貨幣權力。而且，這種權力隨著外圍國家持有美元數量的增加而不斷增強。
　　在歐元機制中，作為核心國家的德國，沒有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麻煩。德國不僅不必通過保持國際收支赤字向貨幣共同體提供流動性，反而可以通過歐洲中央銀行無任何硬準備約束地向外發行紙幣，供給其他成員國貨幣購買力，并取消匯率機制特別是外圍國家貨幣貶值手段，一再擴大德國商品和服務的出口，保持和增強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從而積累起巨額貿易盈余，卻不受指責。
　　外圍國家除了積累國際收支赤字和債務外，沒有任何貨幣手段協助恢復對外貿易競爭力。在德國向這些國家既提供貨幣，又提供商品和服務的過程中，后者逐步喪失了生產、貿易和經濟增長能力。而且，對歐元流動性的需求越來越大，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之中。盡管外圍國家擁有越來越多的歐元流動性，但不存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那種對核心國家要求匯換成黃金的優勢。他們不僅沒有任何貨幣權力，反而在出現債務危機時，只能寄望核心國家給予救助。
　　當然，外圍國家最終可以通過退出歐元區，對核心國家構成壓力。但這對外圍國家會帶來更大壓力，恢復本國貨幣后的大幅度貶值，必然帶來難以承受的通脹。這也是德法兩國不是很在意個別國家退出歐元區的威脅的根本所在。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運轉是高度政治化的，離不開政府干預和國際政治協調。在這一點上，歐元機制沒有任何不同。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歐元危機最終能得到化解，那一定是政治手段的威力，而不是市場機制的作用。但是，正因這一機制不是市場驅動的，生命力難免就是脆弱的。即使這次能僥幸過得去，如若哪一天政治意愿淡化，政治手段跟不上，歐元還會出現危機。
　　正如歷史和學術研究所表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始于其真正運行之時。”這話用在歐元機制上，也完全成立。
　　至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本按凱恩斯和懷特的設計，應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則的執行者，類似于該體系的中央銀行。但IMF自創立以來就“幾乎完全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在國際經濟方面很少有權威或者聲音”。歐洲中央銀行可以說就是歐元區的IMF，也沒有多少決策權，不管主動地還是被迫，幾乎完全聽命于德國。但不同于IMF的是，歐洲央行對于德國是實實在在的，差不多就是德國的央行，其政策確定與實施，主要以德國利益為主。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后，歐洲央行置外圍國家的困境于不顧，一直沒有實施寬松貨幣政策，主要就是為了確保德國避免通脹。而要解決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如果德國不想付出應有的代價，只是等待區域外力量伸出援手，不僅不公平，也是很不現實的。
　　從德國政府這幾年的有關言辭中可知，德國非常清楚歐元機制的高度政治色彩。因此，它一再強調“變革歐盟現有政治體制”、加緊“統一財政規則和機制”的確定，似乎想通過推動政治一體化來最終解決歐元問題。這雖然是德國主導的政治一體化，但不失為留住歐元的一條正確渠道。只是，這種一體化推進，是否為其他16個成員國所接受，甚至能否為德國公眾所接受，仍是未知數。
　　默克爾公開強調，外界不應要求德國提供無法實現的“過度保障”，“不想在我們無法做到的事情上做出承諾。”這多少透露了她的某些無奈，但由此也可看出，柏林政府仍未下定決心并做好解決歐元問題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