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基本含義是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做到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并重，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我國現實條件下，采取有效措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對于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收入分配差距明顯擴大，成為制約包容性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國當前提高發展包容性乃至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內容。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發現，一個國家在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轉型的初期，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而后隨著經濟的逐步成熟，富余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完成后，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將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時期，收入差距的擴大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但這并不能完全解釋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因為具體分析就會發現，機會不均等是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個人發展來看，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存在比較明顯的城鄉差別。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農民的發展條件顯著改善，但城鄉差別尚未徹底消除。比如，在教育這個影響人們一生的關鍵因素上，仍然存在城鄉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和教育質量的差距。在企業發展方面，也存在機會不均等的問題。在金融支持上，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大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之間，都面臨著不同的待遇。而壟斷企業利用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成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等是靜態的不平等；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固化，底層人群發展機會少，是比收入不均等更為嚴重的不平等。換言之，機會均等的社會才是更為公平的社會。如果能夠保證機會與過程公平，那么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結果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如果做到了機會、過程的公平，一般不會有太大的收入分化。目前我國出現的諸多經濟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仇富心態、勞資沖突等，很多能從機會不均等中找到答案。
　　這啟示我們，強調機會均等，就抓住了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的關鍵，也抓住了提高發展包容性的核心問題。提高發展的包容性，要求收入分配差距處在合理范圍內，因而要求實現機會均等的發展。而強調機會均等，就是要把政策的關注點放在機會公平、過程公平上。應盡可能地使全體社會成員大體站在同樣的起跑線上，面對相同的環境和規則。結果的好壞，更多地取決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的發揮。
　　創造公平的社會發展環境。堅決消除各種妨礙社會成員平等發展的制度性障礙，使全體社會成員更充分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當前，應努力創造就業與發展機會，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提高勞動者素質能力。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上，消除和防止壟斷。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由市場失靈、制度缺陷等所造成的各種障礙與扭曲，使生產要素能夠在地區、城鄉和行業之間自由流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通過統籌城鄉發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建立城鄉一體的勞動就業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使農村居民擁有與城鎮居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完整的財產權利和自由的發展空間。構建城鄉統籌的公共財政體制，優化公共財政投向，加大對“三農”、就業和社會保障、社會事業、基礎設施、生態環保、公共安全等民生領域的投入。逐步提高財政對公共服務特別是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水平。
　　加大扶貧投入力度。這是提高發展包容性的當務之急。去年11月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將國家扶貧標準大幅提高到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比2009年提高了92%。相應的，我國的貧困人口規模從2688萬人擴大到1.28億人。會議還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的目標任務。這意味著扶貧開發工作的主要著力點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新的時期，財政應大幅度增加對扶貧工作的支持，對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給予特殊安排。國家大型項目、重點工程和新興產業應優先向符合條件的特困地區安排。國家新增社會保障投入應向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傾斜。這些措施，不僅將大大緩解貧困程度和貧困規模，而且將對促進機會公平、提高發展的包容性起到積極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