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外儲縮水、外匯占款連月減少、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增速放緩等一系列信息，均傳遞出跨境資本流出中國的跡象，這是短期的現象還是長期的拐點，中國如何應對這新情況、新趨勢，意義十分重大。
其中更需關注的是產業投資。數據顯示，2011年第三季度FDI資金流入591億美元，較2011年第二季度FDI資金流入額667億美元減少76億美元，減少近11.4%。這種趨勢延續到了四季度，種種跡象表明國際跨境資本逆流呈現加速之勢。
事實上，中國的情況反映的正是2011年下半年開始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歐債危機以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結構性調整讓國際資本從新興經濟體開始回流發達國家。特別是近期，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利差的縮小、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預期的削弱甚至逆轉、資產價格溢價預期的下降，正在不斷加劇短期國際資本流出新興市場國家。
當然，這種回流短期內可能反映的是國際資本的避險偏好，而且一旦歐債危機有所緩和以及人民幣重啟升值通道，短期的跨境資本還會“再回來”，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中長期因素的改變：
一是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正在開啟一場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這會導致海外資本的持續回流；
二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總需求不斷萎縮，中國出口部門超高速增長的黃金窗口已經過去，將大量勞動力等資源配置于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的效率開始下降；
三是原來沉淀于房地產市場的熱錢，在中國政府堅定的房地產調控，主動擠出房地產泡沫面前開始退潮。從長期來看，奢侈需求、投資需求等非基本住房需求必定受到限制，政府對鞏固調控成果政策立場的表態也意味著對房地產市場非理性上漲的決心不動搖，這將大大壓縮跨境資本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中逐利的空間；
四是一直靠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中國也正在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當前隨著中國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也意味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這必然壓縮FDI的利潤空間；
五是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發現只有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帶動新一輪產業繁榮周期，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才有可能使美國成功回到“再工業化”正途，于是近期以“投資美國”為口號，美國正在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努力促進資本回流。
綜合以上這些因素，筆者認為，全球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趨勢可能正在悄然發生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相比于跨境資本從中國國內股市、債市和匯市上的流出，福特、NCR等跨國企業收縮在中國的生產規模，向母國回流的產業資本轉移，其實更值得關注，中國要防范的不僅僅是熱錢的大規模流出，更是產業資本的流出。
中國靠資源廉價、利潤豐厚吸引全球資本的年代已經漸漸遠去，如何能夠再次吸引資本？要靠快速提高的人力資本、快速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快速成長的市場容量，要靠引入先進技術、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項目和更加公平的投資環境來造就經濟的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