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月度CPI回落至4.1%，關于通脹是否就此退潮的話題在學界又引起爭論。
　　實現經濟結構轉型是“十二五”規劃的戰略目標，而中國經濟實現戰略性轉型必然伴隨著資源價格市場化。從中長期趨勢看，綠色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進一步上升，現代服務業在經濟增長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國內外經濟周期的波動性及物價的相互影響進一步加強。
　　總體上看，經濟下滑、需求疲軟是2012年全球經濟的普遍趨勢，也是中國經濟的主要憂患。因此，需求拉動型的通脹因素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但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依然存在。
　　首先，隨著資源稅改革方案的實施，煤炭、金屬、天然氣、原油等能源價格的上漲將逐步推高原材料和生產成本。根據2011年9月31日發布的國務院605號令，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不僅大幅提高了煤炭、金屬礦產資源及食鹽的征稅標準，而且天然氣、原油的資源稅將從價征收，從條例所附的資源稅的稅率表來看，無論從價計征還是從量計征，征稅的彈性幅度都相當大。尤其是第三條關于納稅人具體適用的稅率，增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財政部未列舉名稱且未確定具體適用稅率的其他非金屬礦原礦和有色金屬礦原礦，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備案。”這樣一來，各地方政府實際上獲得了資源稅稅率的自主制定權，在土地財政日益吃緊的形勢下，資源稅將成為各地區自立規章、酌情收取的一個重要財政來源。
　　其次，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已經告罄，人工成本繼續攀升是今后若干年內不爭的趨勢。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來看，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同比增長17.9%；其中增長最快的是工資性收入，人均達2963元，農民工工資水平上漲了21.9%；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長14.1%。農村人口尤其是農民工收入增速超過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3.13∶1，自1997年以來首次拐頭下行，城鄉收入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
　　第三，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普遍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由此推高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必然影響我國進口原材料的成本。以國際油價走勢為例，由于歐洲的危機和美國的經濟放緩，前一階段石油需求有所走軟，國際油價也因此回調至百元之內。2012年，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及歐盟危機的緩解，國際油價再次回升是大概率事件。另外，2011年11月澳大利亞政府下議院通過資源稅新法案，增加鐵礦石、煤炭等礦產資源的稅收，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中國企業承受進口鐵礦石成本上升的壓力將在所難免。
　　第四，盡管央行逐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流動性的姿態十分明確，但2012年國內企業仍要面對融資成本趨升的壓力。在存貸款利率沒有放開的市場環境下，名義利率實際上無法真實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根據央行發布的數據，2011年委托貸款增加1.3萬億元，在社會融資結構中占比提高3.9個百分點，達10.1%，企業債券凈融資1.37萬億元，在社會融資總額中占比提高2.7個百分點，達到10.6%，2011年這兩項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額中的占比總共提高了5.6個百分點，是規模增長最快的兩種融資方式，預計2012年這種趨勢將會持續。資金市場利率雙軌制的存在導致越來越多的資金脫媒，走向反映市場實際利率的委托貸款和企業債券市場，目前市場上委托貸款和企業債券的利率都在5%以上，高者甚至達10%以上，以名義利率吸收的個人存款下降直接導致社會資金成本提高。
　　綜合以上因素，從原材料、勞動力及資金等各種生產要素看，成本上升的壓力在經濟轉型期間將始終存在，溫和的通脹是中國經濟不得不面對的轉型之痛。
　　2012，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或許是“滯”“脹”并存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