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回到農村老家，許多外出打工的鄉親也都回來準備過年了，和他們聊起當下熱議的“農民工改稱謂”和“農民工市民化”話題，鄉親們并無多大興趣，他們認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活兒，年底不被欠薪就謝天謝地了。
　　我們關注改名，農民工關注欠薪。這正好呼應了一項調查結果：面對工作環境、社會保險、工資水平、技能培訓等諸多問題，受訪農民工最大的心愿是“工資發快一點”、“工作時間短一點”。（《海口晚報》2011年11月9日）
　　有資料顯示，雖然勞動法對于勞動時間有著明確規定，但大部分農民工日工作時間平均在9小時以上，許多人根本就沒有節假日和休息日；約六成農民工就業于職業健康風險高的行業，行業職業病發病率占全國總發病率的八成以上；他們除了平均月收入不足城鎮企業職工收入的六成外，還要面對工資被克扣、討薪難等問題。當許多城市忙著給農民工改換一個足夠溫暖、足夠尊重的名稱時，許多農民工正在最低端、辛苦的崗位上加班加點，正在為討薪上演著爬吊塔、拜河神、跳樓秀等，這不能不令人唏噓。
　　不是農民工需求、愿望低，也不是他們沒有更高追求，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當收入、安全這些基本需求被滿足以后，歸屬感、被尊重感等更高層級的需求才會出現。因此，政府部門在出臺一項有利于農民工的新舉措時，不妨先聽聽他們的意見和感受，了解他們到底需要什么。在一系列最基本權利都得不到落實的情況下，加在他們頭上的名號越光鮮，他們的心理落差和排斥感可能會越大。
　　這些年，輿論對農民工被歧視、難以融入城市等現象的批評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烈，各地也紛紛表態要進行戶籍改革，但這遠非一個表態問題。不僅因為農民工城市化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太多：收入、教育、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等，每一個都是難題；還在于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改革，都是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民要進城獲得均等的公共服務，必須靠出賣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來換取。甚至，即使農民交出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也未必能享受到“城市人”的待遇：我國目前約有4000萬被城市化的失地農民，仍游離于城市的邊緣。不僅如此，在目前條件下，即使農民工可以獲得城市戶口，基于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的不穩定性，許多人的市民夢也會成為泡影。
　　農民工地位低、難以城市化，說到底，并不在于有沒有一個溫暖的名字，也不在于城市人對其態度如何，主要還在于長期的城鄉二元格局的制度設計，讓他們無論在就業、收入還是社會保障等方面，都無法得到與城市人均等的機會。而且，農民工作為當今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可謂付出巨、辛苦多、貢獻大，卻難以獲得與之相對等的收入。哪一天制度對他們不再歧視了，勤勞致富能真正照進現實，農民工的問題才會變得簡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