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養老體系的發展已有上百年歷史，而作為整個養老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私人養老計劃的異軍突起只是最近幾十年的事。當前美國養老制度已經發展成一個靈活的有彈性的多支柱養老體系，不僅對美國社會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也給美國資本市場帶來了重大發展機遇。
美國現行的養老金體系由三大支柱組成。政府強制執行的社會保障計劃面向全社會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覆蓋全國96%的就業人口，是這個多層次體系的基石；由政府或者雇主出資，帶有福利的養老金計劃構成了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支柱。前者為公共部門養老金計劃，是指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為其雇員提供的各種養老金計劃。后者為雇主養老金計劃，則是指企業及一些非營利組織和機構為其雇員提供的養老金計劃；第三支柱是個人自行管理的個人退休賬戶，是一種由聯邦政府通過提供稅收優惠而發起、個人自愿參與的補充養老金計劃。第二支柱的企業雇主養老金與第三支柱也常常被稱為私人養老計劃。
社會養老保險堅持以安全性為原則的保守投資策略。美國社會養老保險與資本市場的關系不大，其持有的資產全部都是聯邦政府債券或特種國債。美國強制性社會保障養老信托基金由美國社會保障署管理，其管理職能包括：決定收益金的享受資格，并以大量個人的收入記錄為依據計算受益額；維持擁有地方辦事處機構的廣泛體系，向現有和潛在的受益人提供服務；通過精算每年向信托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供社會保障體系短期和長期的財務狀況評估報告，經信托基金管理委員會對報告進行審議后提交國會。而基金的投資管理則由財政部負責，按規定，社會保障信托基金只能將支付福利后的所有余額投資到由美國政府債券以及為社會保障基金特別發行的非上市國債，從不越“雷池半步”。
在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由于采取最保守的投資限制和策略，美國社會養老基金仍取得高達5.1%的年度投資收益率。截至2008年底，OECD國家公共養老儲備基金余額為4.3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社會養老基金規模就占了2.4萬億美元。
養老基金是資本市場上最大的機構投資者。地方政府及企業雇主發起的DB型（待遇確定型模式，Defined
Benefit）養老基金大多投向股票資產。以2009年為例，在州及地方政府高達2.68萬億美元的養老資產中，公司股票就占據了58.3%的比重，共同基金資產占比8.5%；聯邦政府養老金計劃中，股票資產占比較低，僅為9%。同時以美國最大的地方政府公共養老基金——加利福尼亞公共雇員養老基金（CalPERS）為例，2010年底其養老資產規模為2200億美元，其中股票投資占比就接近70%。企業雇主DB型養老計劃也大半投向共同基金和股票資產，其總體資產配置結構與DC型（繳費確定型模式，Defined
Contribution）養老計劃非常接近。
企業DC型養老計劃中最具代表性的401(k)計劃參與者不僅更偏好股票資產，而且股票投資方式更加分散化。計劃參與者投資股票資產的力度與其年齡有著密切關系，一般來說，年輕參與者傾向持有更高比例的股票，年老參與者傾向持有較高比例的固定收益類資產。
居民個人退休賬戶（IRA）中近一半的資產用來購買共同基金。2009年底，IRA資產中的2萬億美元，占比約46%配置在共同基金產品上。IRA參與者通過證券經紀商持有大量的證券資產，如股票和債券等，證券類資產占比達到36%，其比例在近20年來一直保持穩定。
美國養老金改革的方向是讓個人為養老承擔更多的責任，并賦予更多的投資選擇，激發了對養老產品的旺盛需求，產品創新隨之蓬勃發展起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命周期基金、生命風格基金和FOF等。
有秉持長期價值投資理念的養老基金“撐腰”，美國股市在歷次危機中都能屹立不倒，并在危機后迅速恢復。養老資金性質具有“唯有源頭活水來”式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其為共同基金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資金，資金的沉淀性和增量性都很強。最近10年，私人DC型計劃和IRA年均凈流入共同基金的資金規模為1238億美元，成為推動共同基金業持續成長的不竭動力。即使在2008年遭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養老金凈流入共同基金的資金仍保持正值。
養老基金已成為了美國資本市場穩定的基石。如果把美國資本市場看成是一個資本地層，其地質圖譜可以這樣描繪：最底層為投資存續時間最長的養老基金，第二層是時間相對稍短的保險基金，第三層就是規模龐大的共同基金（很大一部分養老金直接投資于共同基金，使得本來由短期資金匯聚的共同基金變成了長期資金），第四層是信托基金，第五層是產業資本，再往上就是商業銀行資金以及隨波逐浪、快進快出的短期資金。每一次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金融市場上首先“逃跑”的就是這一批短期資金，但是一旦金融浪潮退卻到整個資本市場的基石—養老基金水位時，很快就會止跌回升。
世界上并不存在養老金制度的標準模式，美國的養老金制度也并非盡如人意，時常受到來自其國內各方面的批評或質疑。盡管如此，美國養老金體系的運行從總體上看是非常平穩的，其體制框架、組織過程和功能目標都有突出特色，其發展經驗能夠給中國的養老金制度改革以重要的啟示。
一是美國養老體系實現了政府保障與雇主保障、個人保障的有機結合。美國的三支柱養老金體系是分別由政府、雇主和個人作為行為主體實施的。第一支柱強制計劃的行為主體是政府，第二、三支柱的行為主體則分別是雇主和個人。這種制度背后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包括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不是政府保障，不能由政府包攬一切，而是政府、雇主和個人的共同責任。政府保障計劃的基本職能是確保絕大多數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要想獲得更高的保障水平，則必須依靠雇主和個人的進一步努力。結構均衡的多層次養老體系，使得美國既享受了適度的福利制度帶來的正面效應，也避免了過于慷慨的福利制度所產生的負面激勵。
二是聯邦政府的政策支持是第二、第三支柱養老金計劃發展的關鍵基礎 。70年代以來，以401(k)計劃和個人退休金賬戶（IRAs）為代表的私人養老金制度從無到有地發展壯大，并成為美國養老體系的中堅支柱，聯邦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也即對繳費和投資收益免稅、但對領取征稅的EET稅制）是其獲得發展的主要刺激手段。
三是投資管理是養老金制度流程的中心環節，離開強大的資本市場，就不可能建立起強大有效的養老金體系。作為個人長期儲蓄工具，“保值增值”是私人養老基金面臨的最大問題。養老金體系的良好運作，不僅需要有高效率的投資管理機構、暢通的投資渠道和靈活豐富的投資方式，更需要有嚴格的投資管理體制，以防范風險，確保投資安全。
四是養老金體系與資本市場互相促進的關系。美國養老制度的改革目標之一就是要引入個人賬戶積累制以應對老齡化的壓力，而要實現基金積累并且保持新制度的順利運行，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要完善資本市場 。從美國經驗來看，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養老金投資的順利運行取決于資本市場發展，但并不意味著非要等到資本市場完善后才能夠發展積累制的養老金制度，二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養老制度改革離不開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及其良好的投資環境，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又需要養老體系的支持和配合。(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