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匯率形成機制。“兩率”改革究竟應如何推進？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國剛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專訪時表示“長期以來，我們用大量的行政機制來規范市場，對行政機制的運用駕輕就熟，但結果卻是離市場機制越來越遠。”
他認為，無論是要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還是更為復雜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如何減少和弱化政策監管、管理體制等方面的不合理行政化因素，是個繞不開的前提條件。
“什么利率要市場化？”王國剛問，“是債券的利率？存款的利率？貸款的利率？還是銀行間拆借的利率？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第一個難點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本身的含義。”
王國剛進一步分析說，如果假定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含義講的就是存款利率市場化、貸款利率市場化，那么以貸款利率市場化為例，利率是資金的價格，貸款利率反映的是貸款市場上的資金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問題就隨之而來了：每年新增貸款還用不用行政機制控制？如果不用，每年新增貸款由各家銀行自己放出去，資金供應肯定比現實狀況要多，利率就會下降。但現實狀況是，貸款市場上資金少了，利率上去了，以至于大家都在叫利息負擔太重。類似的問題還表現在金融監管中。
王國剛告訴“金融大家談”欄目，目前的存款市場、貸款市場，都是銀行處于優勢地位的賣方市場。按照金融學的概念，在存款市場，銀行是賣出存款單；在貸款市場，銀行是賣出貸款單。現在，很多人都在叫“存款負利率”，但存款余額還在不斷增長。因為，除了銀行存款之外，并沒有品種足夠多、規模足夠大的替代產品，供居民進行選擇。貸款市場也是如此，企業除從銀行申請貸款外，并沒有更多、更好的替代渠道獲得資金。“這些得不到解決，說利率市場化，都不過是空談而已。”
事實上，存、貸款最簡單的替代品，西方國家從19世紀就有了，那就是公司債券，且發展至今其規模遠遠超過銀行存款和股票市場。中國公司債券發展也有十幾年，1994年《公司法》里就有一章明確的講到公司債券。“可到今天為止，中國公司債券都沒很好發展起來。原因何在？”王國剛問。
王國剛告訴“金融大家談”欄目，一般來講，任何的經濟活動都有風險，但在我們的金融監管當中，任何的金融活動、任何產品都不能有風險。監管的底線就是，不能有一家金融機構倒閉。“如此何來優勝劣汰？何來競爭？何來創新？何來發展？”
匯率的形成機制改革，要比利率市場化更為復雜。“一個大背景是，2005年匯改之前，人民幣的利率形成機制是行政性的。而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1994年，更是用行政機制不斷調整匯率，人民幣一直處于貶值狀態。一個正常的匯率市場，應該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有眾多的買家和眾多的賣家，由它們之間的競爭關系形成價格。可在目前的人民幣外匯市場上，有多少賣家？誰都知道人民幣會升值，那還有誰會賣？”王國剛說。
王國剛指出，前幾年，有一個提法被經常使用，叫“藏匯于民”，針對的是國家外匯資產過多集中在政府手里。國家外匯資產是指國家各經濟主體所擁有的外匯資產，分為政府、企業及金融機構、居民三大塊。政府外匯資產又分為兩塊：政府外匯儲備資產，政府外匯投資資產。企業及金融機構的外匯資產也分兩塊：貿易及金融交易的外匯資產，投資的外匯資產。居民外匯資產也分為兩塊：一個叫消費外匯資產，一個是投資外匯資產。當前的中國外匯資產狀況是，幾乎所有外匯資產都進入政府的外匯儲備資產。這種格局下，即使政府把“匯”給了“民”，“民”還是要把“匯”賣給政府。
“因此，關鍵問題是要開‘道’。不論是企業面、金融面還是居民面，他們要能夠
把外匯用于海外。政府要把重心轉過來，積極開拓對海外的借貸資本輸出和生產資本輸出，要把這兩個‘道’打開。否則，如何形成人民幣外匯市場眾多的賣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從何改起？”王國剛對“金融大家談”欄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