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普爾公司選擇在新年伊始下調歐洲九國信用評級。以這種方式激怒正在為打開解決債務問題的出路而不懈努力的歐元區各國首腦，不由得使我想起前不久世行行長佐利克和IMF總裁拉加德在不同的公開場合都說過的一番令人擔憂的告誡：世界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危險階段，所有國家都要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否則世界將“輸掉這場尋找增長和穩定的戰役”。所以，暫且撇開美國信用評級公司與歐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口水戰，筆者只想分析一下在接下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新一輪博弈中，世界經濟會因此出現怎樣的變化？中國會受到哪些影響？
最令人擔心的，當然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否會觸發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和由此可能導致的歐洲銀行體系接二連三的違約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動蕩。
本來，在這次信用級別下調之前，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能拿出的最大規模資金額度是4400億歐元，現在法國和奧地利“出局”了，估計政府擔保能力會下降到2600億歐元。歐債主權債務問題從原來小規模的希臘延伸到經濟體量超大的意大利，而歐洲政府整體的融資能力卻在不斷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標普觸動了歐洲融資能力惡化這根最脆弱的神經。
另外，在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繁榮過程中，歐洲銀行業的資產結構更多地集中在以歐元計價的資產上，這導致了他們抗衡歐債危機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的能力十分低下。
隨著歐債問題危及歐元價值和主權債務信用級別，歐洲各國潛在的資產負債表中的資不抵債風險日趨加大，再加上這兩年美歐日等國缺乏協調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破壞了國際金融市場資產組合再調整的環境，于是，互相減持對方債券和吸收歐洲中央銀行投放的流動性就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流動性恐慌”的市場格局。而這次標普下調歐洲九國信用級別，還觸動了歐洲銀行業的恐慌性資產組合的調整，隨之而來的美元和日元的攀升以及全球資本市場市值的重挫局面，也會跟隨他們資金的移動而此起彼伏。作為美國的債權大國、國際收支的順差大國，中國可能也會無奈地扮演起國際資本的“避風港”的角色。我國香港等離岸市場人民幣波動的迅速增加，也會立刻影響人民幣整體的穩定和我國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度和難度。
還有，隨著歐債國家緊縮財政的壓力加大和公共投資與創造就業機會能力的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海外資金援助的動力和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弱。即使這次IMF采取先解決問題再說的大度策略，
IMF成員國是不是也認這個理而慷慨解囊呢？至少在芝加哥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各國學者們聽到的是非常強烈的不滿聲音——曾擔任過日本大藏省高級官員的IMF首席經濟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伊藤隆敏教授就嚴厲指出：如果IMF對歐洲債務國家采取不明智的、不平等的救助計劃，那么，這不僅會引起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強烈不滿，從而影響到這一救助計劃的有效實施，而且也會助長今后更為嚴重的道德風險。
解鈴還需系鈴人。歐債危機當務之急的解決方法只剩下三張“非傳統的牌”。簡而言之，為了防范“流動性危機”，
第一張可打的牌就是歐洲央行必須忍痛放棄盯住通脹單一目標、維護歐元信用的“常規態度”，堅定不移地向金融機構及時投放流動性，而“幣種”的選擇用美元和日元最好，盡管這樣做，救市成本會很大。目的很簡單，很明確，就是堅決不能讓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因為一旦違約演變成流動性危機，整個金融體系就會陷入“流動性陷阱”的局面，那時歐洲央行再怎么放量救市，崩潰的局面也難以阻擋，而金融機構更會恐慌性地進行資產大甩賣，爭搶流動性，結果自相殘殺，加速危機的全面爆發。
第二張牌，就是盡快將“歐洲穩定機制”(ESM)列入立法程序，讓歐元區公民投票表決。這樣的話，任何歐元區成員國都要按比例拿錢形成資金池，當然這種類似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強制性做法不會受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為左右。預計順利的話，或可拿出近5000億歐元的資金，若再能加上EFSF的信用融資規模和由此激發出民間社會責任感所帶來的資金，甚至再由少量IMF框架的援助資金配合，歐債危機是能走出死亡之谷的。
第三張牌，是迅速將民間企業、各國政府機構和國外債權大國聯合起來，通過開放貿易和投資的渠道以及降低其中的準入壁壘，來迅速獲取海外“貿易信用”支撐的資金援助。否則，再堅持不必要的冷戰思維模式，會耽誤解決問題的大好時機。這張牌的主動權掌握在歐洲政府的手中。
對中國來說，歐債危機目前的發展趨勢主要有兩種影響的可能性。如果流動性危機爆發，短期內會打亂中國外匯儲備結構調整的步伐和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影響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環境的有利地位；而在中長期內會影響中國企業生產的成本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創造財富的方式，社會大眾的消費選擇和消費意愿，進而影響中國政府改革開放的力度和大國發展戰略的方向。這里面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和深度論證，但有一點學者必須要有足夠的清醒：“危”中有“機”，而“機”中藏“危”！絲毫來不得半點的大意和輕狂！如果沒有出現流動性危機，中國更應堅定不移地與歐洲主要強國加強貿易和投資的往來，更應在治理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的國際事務中加強與歐洲多方面的聯手。
概而言之，今后中國能否在歐美經濟劇烈動蕩中迅速成長起來，能否形成讓服務經濟做“實”而且又能覆蓋國內全域的產業輻射網絡，能否利用已集聚到我們身邊的世界500強企業和機構的比較優勢，形成給世界帶來共贏的高端服務業，關鍵就取決于我們產業的開放深度，產權意識明晰的程度，公共服務理念的廣度和以人為本的價值尺度以及公平競爭的多元化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