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央視《新聞調查》播出了對遼寧寬甸縣解決全縣校車的調查。寬甸是一個比較貧困的縣，可在三年前就想到配備校車，全縣只有12輛校車，卻承擔了10多個鄉鎮5000多名學生的接送任務，同時，這些校車在過去三年里，沒有出過事故，這被認為是貧困地區解決學校校車問題的一個成功案例。
　　然而，有一個問題，始終無法回避，這就是在政府加大了保障力度，配備了合格的校車，加強運營監管，招聘合格、有良好駕駛記錄（寬甸還要求駕駛員要為人父母），嚴格執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超員、不超載的情況下，萬一校車仍舊出現了安全事故，比如由于事故對方的責任等，怎樣看待校車事故，怎樣追究事故的責任？
　　這個問題，我曾經問過寬甸的縣委書記。他坦承，自從為學校配備校車起，他就沒睡過一天安穩覺。而當初推出這一計劃，也有不少人并不支持，認為何苦把這么大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萬一出了事，不是吃力不討好嗎？但在他看來，不能因為擔心出事，就不做這有意義的事，原因很簡單，自己也是孩子的父親，而且不能因為吃飯要噎著，就不吃飯了。
　　有多少縣委書記、縣長會像寬甸縣委書記這般想？其實，在解決學校校車問題上，地方政府面臨兩方面問題，一是投入問題，二是安全責任問題。一些政府官員擔心，自己會因校車事故問責。與其如此，還不如不由政府主導，而把主體責任交給學校，出了事故，政府部門最多承擔監管不力的責任，問責也只能問到教育部門負責人和分管領導，而不可能問責到一把手。
　　前不久征求意見的《校車安全條例》，也是按照這種責任思路，建立校車安全系統——在校車安全事故中，學校的責任、司機的責任是主要責任，而政府部門主要是監管責任。不客氣地說，這樣的責任劃分，很難讓責任落地，結果是，學校干脆也不配備校車，讓家長自行解決。
　　在筆者看來，在政府保障投入、加強安全監管的背景下，校車如果出現意外，這不能追究政府主導官員的責任，問責要遵循罪罰一致的原則，否則，不管事故原因，只要出了事故，就拿主導人員是問，是沒有多少人愿意干這差事的。從目前校車事故的問責看，存在著責任并不清晰，但為了平息事件，迅速處理相關人員的問題。這種問責機制，是不完善的。比如校車合格，司機有多年駕駛經驗，也未超載，由于司機原因出事故，應該追究司機的責任，若再撤掉校長的職務、教育部門領導的職務，就說不過去；再比如，學校缺乏資金，配備不合格校車，如果基于事實問責，由此發生的校車安全事故，首要問責對象其實應是地方政府負責人，因為正是由于政府該投入卻不投入，造成不合格校車泛濫、黑校車泛濫。
　　我國目前解決校車問題，在試圖納入法律軌道，可采取的還是行政思路，所以在政府主導和不主導問題上糾結不已。要化解這一問題，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將民意納入決策程序，同時建立社會公眾參與監督的機制。這樣，政府不可推卸責任，也不會承擔無限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