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華寶興業基金之后，信達澳銀也高調宣布將暫停新股詢價，這一消息受到了市場的高度關注。據媒體報道，目前實際上有很多基金公司已經悄然停止了參與詢價打新，只是大多數公司沒有正式宣布。據不完全統計，在規模排名前10位的基金公司中，表示目前已不參與新股詢價的有2家，表示將減少參與新股詢價的有4家，表示保持參與策略不變的有4家。在規模排名前20位的基金公司中，除1家公司未作出答復外，在其他19家基金公司中，表示目前已不參與新股詢價的有3家，表示今年將減少參與的有5家。此外，一些中小型基金公司表示，目前對參與新股詢價非常謹慎，參與力度會降低。
　　事實上，自2011年下半年來，新股市場就開始遭遇寒冬。與發行速度不減、發行價格高企對應的是，新股上市后頻頻破發、打新虧錢效應進一步蔓延。今年1月以來上市的5只新股中，有4只已跌破發行價，參與打新的11只基金浮虧超過2100萬元。難怪基金公司選擇心照不宣地規避新股風險。
　　機構投資者的離開讓市場打新資金量降至冰點。據分析人士統計，新年第一周523億元的打新資金總量創出了IPO重啟以來的最低紀錄，較去年816億元的最低水平減少了近36%，與去年周平均水平的3600億元相比，跌幅更是高達85%。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發行失敗風險上升，朗瑪信息因參與詢價機構不足法定的20家被迫中止發行，成為繼八菱科技后的第二家IPO失敗公司。
　　在郭樹清主席履新和金融工作會議之后，關于改革新股發行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其中很大一部分建議是直接針對機構投資者的。但是，在當前大環境下，機構投資者已陷入寧可不參與，也不愿報低價、降低新股發行價格水位的怪圈，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在以往的A股一、二級市場上，存在一個違背經濟學原理的“悖論”：一方面是新股過剩、市場不堪擴容重負，另一方面卻是高定價下的求大于供，各路資金踴躍申購。盡管近期機構投資者開始規避新股風險，但究其原因，大多數還是因為市場過于低迷、上市后短期收益不佳，而非其他。很多機構也表示，等市場好轉仍會積極參與新股市場。一、二級市場存在的“悖論”并未從本質上打破。
　　可以認為，這個供需“悖論”，反映了目前新股發行環節背后存在的諸多問題，甚至還有尋租、腐敗等更深層次的社會性問題。毫無疑問，2012年新股發行亟需進行一場深入的改革，但從更理性的角度，經過1999年以來共七次發行制度改革之后，一級市場的無風險獲利呈逐漸收斂態勢，而發行市盈率總體也有回歸趨勢，因此不能寄希望2012年的新股發行改革，一蹴而就將所有問題化解。從管理層的表述中可以發現，2012年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虛假陳述、強化中介機構職責、落實詢價范圍擴大化等。
　　首先，以打擊虛假陳述為重要切入點。雖然新股定價的“三高”是政策與市場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但若從高價的原始沖動角度，遏制住新股價格制定高企的源頭，應當能取得一定成效。
　　一方面，去年郭主席上任以來，肅清了不少違規、犯罪事件，其中就包括對虛假陳述的處罰。這其中就有針對發行企業虛假陳述帶來的價格高企、誤導投資者等不良后果，這從證監會對發審委的實地調研和再三強化審核要求上，就可以看出。郭主席在1月9日強調“要繼續深化發行體制改革”時，首先提及的就是“以充分、完整、準確的信息披露為中心，強化資本約束、市場約束和誠信約束”。
　　另一方面，發行公司在粉飾業績的內在沖動下，嚴重浮夸價格，是必須要給予打擊的典型違規現象。從國際經驗看，新上市公司都有粉飾報表、不同程度地存在抬高業績的內在沖動。在自律極其不足的情況下，對發行公司的監管就有必要升級和強化，才能夠盡可能地弱化發行公司可能帶給二級市場的泡沫和溢價風險。
　　其次，嚴格強化中介責任。由于中介機構與上市公司存在共同利益，中介機構缺乏誠信的活動也是導致新股發行價虛高原因之一。實際上，部分上市公司粉飾業績，甚至業績造假，誤導了投資人預期，無端增加市場風險，中介機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些中介機構缺乏誠信，罔顧專業性職責，履職盡責意識薄弱，助推“三高”。在中介機構與發行企業結成利益共同體情況下，有必要增加政策監管和職責懲罰。
　　最后，在詢價范圍上，增加“樣本”，可增加價格的競爭性。
　　當前，基于保薦人、承銷商與詢價對象的種種利益瓜葛，使得即使詢價機構具有定價能力，現實中也發揮不出來，多數情況下反而對市場發揮誤導作用，而普通投資者則根本沒有話語權。而此前就有的“增加私募詢價”的說法，但由于資格門檻較高（對私募基金有規模等要求），使范圍拓展有限。
　　如果不能切斷詢價中不應有的利益關聯，在詢價和配售對象、網上網下比例等詳細規定不能逐步、有序的放開，新股發行中“不看股價只看稀缺”的怪現象還將原地踏步走。希望2012年對于詢價范圍的探討，能夠進一步減少行政管制、更加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