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要實現中央提出的2012年經濟工作主要任務和總體要求，貨幣政策必須繼續堅持以“穩健”為特征的基本取向，緊密關注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具體情況，把握好力度、節奏、重點，提高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優化信貸結構，提高貨幣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程度。具體來看，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強貨幣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2012年，國際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的經濟至今復蘇乏力，這勢必給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在此背景下，擴大內需的任務更加繁重，也凸顯了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性。2012年要保持經濟社會發展良好勢頭，還將面臨不少挑戰和困難。貨幣金融的經濟職能在于保障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要實現“穩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就必須提高對經濟運行中各種現象的追蹤監測程度，根據變化趨勢，有針對性地、靈活地選擇適當的工具及時予以應對，以減弱負面因素對“穩增長”的影響程度。
　　二是密切關注物價走勢，選擇適當措施予以化解。“控物價”是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2011年，中國CPI高位運行，給經濟運行帶來諸多影響，控制好物價的任務相當繁重。從本世紀以來3次的物價上漲情況看，中國的物價變化主要是由某種或某幾種農產品的供不應求引致。要調控這類物價的持續上漲，必須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在這方面，除了采取財政政策予以應對外，貨幣政策方面應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其中包括：通過政策引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信貸投放，降低這些信貸給農業生產增加的成本；完善支持農業發展的金融服務體系，從多方面提高支農惠農的質量；加大對農業生產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與財政政策相配合，完善擔保、租賃和其他金融機制，使農業生產得到更多更全面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根據CPI的具體走勢，還應有的放矢地調整貨幣政策實施工具及其力度，強化預調微調的影響力。
　　三是加大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貨幣政策總取向從2010年之前的“適度寬松”轉向了2011年之后的“穩健”，貨幣信貸投放有所收緊，但“有扶有控有壓”的原則還將堅守。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對“扶”的產業，應予以充分的貨幣信貸支持；對“控”的產業，貨幣信貸投放的調控措施應切實到位；對“壓”的產業，貨幣信貸絕不放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正朝著城鎮化轉變，經濟結構也將向城鎮經濟轉變，由此，貨幣信貸應特別重視城鎮化發展的各方面要求，著力支持城鎮化建設中的資金問題和金融服務瓶頸的緩解。在這一過程中，商品住宅的信貸調控力度不應放松，但需要千方百計地解決好保障房建設的資金供給，同時有效增加對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四是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有效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已是重要的政策取向。2011年，在新增貸款中小微企業貸款的增長幅度明顯超過了大中型企業。但由于這方面問題累積的歷史負擔沉重且小微企業的狀況參差不齊，也還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破解，所以2012年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將進一步提高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提高金融監管的寬容度，以多種方式增強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信貸投放的力度。2012年，新增貸款中的小微企業比重還將進一步提高。此外，擔保體系、金融租賃等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和方式也將更加拓展。在正規金融尚難以覆蓋和解決各類小微企業復雜的資金需求的條件下，民間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民間金融中確實存在著風險。這一方面需要通過加大正規金融的發展和貨幣市場的發展予以消解，另一方面，需要通過理清理順民間金融的內在機制予以化解。
　　五是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和地區一個沉痛教訓，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金融發展格局，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風險，僅靠一個一個金融監管部門的各自監管已經遠遠不夠了，需要建立一個綜合的系統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中國雖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從防患于未然出發，貨幣金融體系應從這方面著手完善。在這一過程中，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探討，有許多新的機制需要建立，其中包括建立逆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強化對全社會資金流量、流向和流速的檢測，構建防范機制和應急機制體系等等。
　　六是加快外匯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面對2012年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進一步加快中國經濟步入國際市場的步伐，發揮大國的國際責任和作用，已成為共識。要把握好機遇，就需要加快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機制改革，以化解國際風險的傳遞，用好外匯儲備。在這一過程中，重心在于支持實體經濟部門的“走出去”戰略，支持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提高中資金融機構對中國企業的國際金融支持力度和服務水平。隨著外匯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的深化，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將更加完善，匯率走勢也將改變多年來單邊上行的走勢。由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將更加注重協調好國內物價走勢與人民幣匯價走勢之間的協調。這是完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