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1年，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國內外復雜環境的嚴峻考驗。而經濟形勢更為復雜的2012年也早已撲面而來。如何在這種復雜的環境中尋找出持續增長的出路，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大考驗。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只要能夠抓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重視政策工具的科學組合和搭配，那么實現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的目標是完全有可能的。
　　從去年的情況看，一方面，全球經濟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普遍患上了程度不一的“后遺癥”，這使得中國的外部環境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為嚴酷。
　　以希臘為代表的諸多歐盟國家陷入了債務危機的泥淖當中，前景絲毫不能樂觀。而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在債務危機的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去年年中標準普爾突然下調了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并屢次對美國主權債務風險發出警告，由此引發了一波全球性的金融動蕩。
　　在此背景下，國際機構對2012年的經濟前景普遍比較悲觀,紛紛下調了經濟增長的預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在去年8月份預測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4%，但在今年1月份幾乎確定會下調該預估值。不僅如此，IMF還發出警告，中國、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雖然曾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這些國家也將面臨不穩定因素的困擾。
　　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對中國的出口產生直接負面作用。在外需減少的沖擊下，中國的對外出口增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不過，全球經濟減速引發的大宗商品價格泡沫呈現出破滅的跡象，卻有利于減輕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從目前的數據看，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鋁、銅、鐵礦石、鋅、棉花和大米消費國，分別占到全球需求的40%、39%、59%、43%、40%和30%，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無疑有助于降低中國國內通脹的壓力。
　　另一方面，國內經濟形勢同樣呈現出復雜多變的走勢。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冷過熱因素并存，過剩和短缺同在，大大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
　　在經濟增長的動力方面，除出口可能受影響外，中國的投資和消費增長強勁。在中國經濟“熱”的背后其實也蘊藏著諸多“冷”的因素。比如相對于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熱，中小民營企業的投資卻比較冷；相對于政府消費迅速擴張，居民個人的消費比較冷；相對于國有企業的規模膨脹和增速大幅提高，中小企業卻遭遇到多年未見的經營困難甚至局部地區的倒閉潮。
　　如果不能糾正中國經濟內部“冷熱不均”的狀態，不從制度上解決經濟發展動力機制的失調，那么在外因和內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患“重感冒”的幾率就會大大提升。
　　國內經濟的復雜性使得宏觀調控政策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無疑是對宏觀調控水平的一大考驗。事實上，能夠從復雜的經濟形勢中抓住主要矛盾，以解決主要矛盾為龍頭，就能化繁為簡，化復雜為便捷，避免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窘境。換句話說，只要能抓住經濟發展的“牛鼻子”，就能統領全局，引導國民經濟又快又好地持續發展。
　　而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要著力培養以民間投資和民間消費為新動力的發展思路，實現經濟發展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為主的轉變。
　　長期以來，政策調控強調的都是投資和消費引領經濟發展，但落實起來就變成了政府投資和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民間投資和消費受到了很大的壓抑。而政府消費除了正常的行政管理支出外，還包括頗受爭議的“三公”支出。如，1978年，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只有52.9億元，而到目前差不多達到1萬億元的規模，30多年增長了近200倍。因此，如何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就成為當務之急，也是實現經濟自主增長的關鍵所在。
　　而在鼓勵民間投資方面，除了大力減免沉重的稅負和出臺各種優惠鼓勵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既包括破除市場壁壘、打破市場壟斷，還包括對私人財產的法律保護和創新精神的鼓勵。
　　目前，財政對國有企業的依賴十分明顯。數據顯示，2002年-2007年，國企戶數雖然每年在減少，但銷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萬億元，實現利潤平均每年增加2500億元，上繳稅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億元。國企上繳稅金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從7.4%大幅上升到16.4%。這說明我國財政對國有經濟的依賴性不但沒有減弱，反而不斷加強。去年1-11月，全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20415.6億元，同比增長13.7%，實現營業總收入334771.4億元，同比增長23.2%。這些數據都比GDP增速要快得多，這與民營企業的處境形成鮮明對比。
　　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急需再來一次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深度改革，約束國企的經營范圍和領域，給民營經濟騰出更多的活動余地，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因為從一定程度上講，民營經濟的活力與否關系到未來經濟發展的長久動力，也是解決當前諸多問題的癥結所在，意義十分深遠。
　　在鼓勵民間消費方面，核心包括兩點：
　　一是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加快培養中等收入階層。限制我國居民消費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礙，就是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雖然從名義收入上來看，近十年來我國職工的收入增長每年都超過了GDP的增速，但在通貨膨脹和部分主要生活用品價格暴漲的情況下，真實收入與實際購買力大打折扣。此外，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少部分高收入階層奢侈性消費與大部分居民消費捉襟見肘形成鮮明對比。在中等收入者比重過低的情況下，中國的國民經濟也形成了“消費塌陷”的格局。
　　二是必須堅決實行減稅政策。要擴大民間消費，就必須堅決實行減稅政策，這是實現“藏富于民”的必經之路。我們已經提出了結構性減稅的任務，減稅的重點應放在為企業所得和居民個人收入方面。其中對中小型民營企業減稅，還能起到促進企業提高普通職工工資的效果。
　　目前我國的大部分中小企業利潤稀薄，再加上稅費負擔沉重，企業競爭力普遍較弱。一份統計數據表明，目前全國各類企業的稅收占銷售總額的平均稅率為6.65%；稅收占資產總額的負擔率為1.91%，其中民營企業更高達4.9%；稅收占利潤比率為99.9%，民營企業則達到了119.6%的高位。至于減稅是否會引發稅收額的下降，經濟學中的“拉弗曲線”告訴我們，在稅負較高的情況下實行減稅政策，會刺激企業生產擴張和居民消費增加，總體上是有利于促進稅收總額增加的，那種認為減稅就一定會減少稅收總額的看法其實是一種誤解。
　　對于出口而言，必須加快對外貿易戰略的轉變，從傳統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向綜合平衡的貿易戰略轉變，從簡單地強調外匯創收向進出口貿易平衡轉變。貿易平衡以及短時期的貿易逆差并非就是壞事，這對降低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減少貿易摩擦等問題都有益處。特別是在當前歐債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不妨動用部分外儲大量進口國內需要的歐洲產品，相對于單純地購買歐債，這樣做對提高歐洲生產、降低失業率可能更為有效。
　　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較為嚴重的外資崇拜，引進外資或出口商品不是以有沒有益處和效率為標準，而是簡單地以引進外資和出口創匯多少作為政績來炫耀。這種錯誤的政績觀顯然與現實國情相背離，必須盡快予以拋棄。
　　總而言之，在復雜的經濟形勢面前，我們必須冷靜面對，以解決國民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矛盾為入手，從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為政策核心，充分激發出民間經濟和居民消費的極大活力，從而為國民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找到更為持久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