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綠色、低碳社會正在成為國家政策的重點。針對國內資源環境約束凸顯，一些地方環境、資源嚴重透支的現狀，2012年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面臨怎樣的形勢？
　　潘家華：2011年，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綠色發展的潮流起勢強勁，受到世界經濟和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沒能勢如破竹，一日千里。2012年，中國的綠色低碳發展不僅是國內的焦點和難點，而且成為全社會關注的核心，壓力與日俱增。
　　此外，由于居民對環境質量要求提高，社會各界對現實環境品質并不滿意。環保部門在“十二五”環境目標的基礎上，又新增了二個環境指標：PM2.5和臭氧8小時平均濃度值，收緊了PM10和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濃度限值。這就使得實現“十二五”的環境目標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全球經濟危機使各國經濟增速放緩，中國“十二五”的經濟增長目標定得也比較低。從積極方面講，經濟增長率下降會減少資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不過，經濟低迷不僅使得社會對環保的投入能力下降，而且會使環境保護目標讓位于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目標。
　　可能出現的環境保護的困境，會使低碳經濟的壓力進一步加大。從原則上講，只要有足夠的投入，環境保護目標必然能夠實現。但是，低碳則不然。環保措施如脫硫、脫硝、污水處理，一旦投入并運行，可以立即大幅減少污染物排放，但卻會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從而增加碳排放。對于零碳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尚缺乏革命性的技術突破，因而大規模產業布局與使用尚需時間。
　　如果說2011年是開局造勢之年，2012年則是蓄勢待發之年，而不是收獲之年。因而，2012年的低碳發展，在于打好基礎蓄足勢，需要整體謀劃，加大投入，全面推進；避免急功近利，不要立即核算指標、走形式。

　　經濟參考報：前不久，美國對中國光伏企業發起“雙反”調查，您認為，我國企業應該如何應對？“雙反”調查將對未來中國正在大力發展的新能源產業產生何種影響？
　　潘家華：美國對中國的光伏產品提起“雙反”調查，旨在設置和提高貿易壁壘，對中國光伏產品的出口在近期必然造成不利影響。中國企業應積極應訴，旗幟鮮明地反對設置貿易壁壘，推進貿易自由化，尤其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品的國際貿易。
　　沒有必要夸大“雙反”對新能源發展的影響。首先，光伏產品的生產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作為能源資源短缺和污染嚴重的國家，減少一點貿易順差，對于國內的節能減排，有積極效果。第二，中國節能減碳，有著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第三，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下，美國和歐洲的需求能力實際上也在大幅下滑。第四，光伏產品，尤其是單晶硅多晶硅產品，技術含量并不高，產品升級換代快。國際市場需求的減少，有助于減少盲目的簡單重復投資和浪費。第五，光伏產品只是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在其他可再生能源領域，也有著廣泛的投資空間。

　　經濟參考報：去年底的德班氣候會議上，多數發達國家明確反對《京都議定書》，要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南北兩大陣營交鋒激烈。未來如何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公平分配排放空間成為各國關注的新焦點。您和您的團隊提出的“碳預算”方案受到各國高度重視，請您介紹一下“碳預算”方案的特點是什么，其前景如何？
　　潘家華：發達國家之所以要拋棄《京都議定書》，要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是因為未來的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嚴重不足。發達國家希望按“祖父原則”分配未來空間，以前排放高，則分配多；以前排放少，則獲取配額低。對于城市化和工業化尚在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和最不發達國家，顯然具有遏制發展空間的實際效果。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經過長期研究，系統提出公平、可持續和效率的“碳預算”方案。我們認為，發展是一個過程，不僅要看未來需求，還要看過去的歷史排放。這樣，人均歷史累計排放，可以確保每一個人的排放和發展權益，以滿足全球碳溫升目標控制的排放總額作為全球碳預算額度，不會超出排放總量，從而確保全球氣候安全。
　　人均歷史累計排放的分配，只是初始分配。對于出現碳排放預算虧空的發達國家，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對于歷史排放少，現實排放低的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將盈余的碳預算額度在全球碳市場上出售，實現有限碳預算額度的效率分配。不僅如此，氣候變化談判的資金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基礎四國部長會議已經明確認同這一方案。京都議定書模式不可取，碳預算方案顯然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