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經濟在2011年下半年出現較為顯著的加速增長勢頭，但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實體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復蘇速度之慢、過程之崎嶇令人驚訝。美國房地產、汽車、零售及銀行業等傳統“復蘇龍頭”引領作用的減退無疑是主要原因。
不過，美國經濟每次走出經濟衰退時所獲得的動力，也并非均勻地分布在上述龍頭行業中。縱向看，美國經濟的復蘇動力正越發由單純實體經濟行業轉而顯現出更多金融屬性。但在此次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若希望重新獲得高增長，動力更可能來自那些有能力催生并推動產業技術革命的行業。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如果將“美國”和“經濟衰退”兩個關鍵詞放在一起，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美國經濟在“羅斯福新政”及其對美國建筑業的大力提振作用之下，零售、金融及以建筑業為基礎的房地產業崛起，再加上傳統的汽車工業，使得美國經濟走出危機。在幫助美國經濟在1991年至1993年走出“儲貸危機”過程中，這些龍頭產業的引領作用得到了最佳體現。當時，房地產、汽車及零售率先于1991年第一季度實現復蘇，銀行業的復蘇時間雖晚于紡織及電子元件生產行業，但也于1991年第四季度完成，這才有了機械制造、化工、通信等重要行業在1992年的集體復蘇。
此后，美國經濟復蘇動力的金融屬性逐漸顯現：沿著克林頓政府推出的“信息高速公路”，美國互聯網公司在世紀之交的上市潮令經濟再度“起舞”；而美國房地產業在房屋抵押貸款的大力助推下帶領經濟走出互聯網泡沫，卻也釀出至今尚未完全退潮的金融危機。
正因為房地產業凸現金融屬性導致次貸危機并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奧巴馬政府在實現“引領美國實現經濟復蘇”這一“首要目標”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重新依賴于實體經濟以及其中的各個“復蘇龍頭”行業。
目前看來，房地產、汽車、零售及銀行業對美國經濟復蘇的貢獻沒有達到預期。首先，奧巴馬在上任之初推出7780億美元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其中超過4000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旨在重現“羅斯福新政”。然而，與“羅斯福新政”不同的是，美國社會對基礎設施的需求程度相對較弱，且危機肇始的房地產業與建筑行業緊密聯系。因此，奧巴馬政府的開支無法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有效刺激實體行業和個人消費，也自然難醫“美國病人”。
其次，從具體行業而言，房地產業缺席“復蘇盛宴”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在金融杠桿的撬動下，規模巨大的房屋抵押貸款壞賬所釋放的“負能量”令美國房地產業至今難以恢復元氣，銀行業的復蘇也因此受到拖累。
再者，汽車、零售和銀行業雖顯露了“復蘇龍頭”的姿態，但其引領效果分別因為不同原因而大打折扣。其中，去年幾乎貫穿全年的地緣政治危機所導致的高油價令剛剛擺脫危機的美國消費者承受了空前壓力，而日本大地震使汽車業的復蘇步伐延緩了半年之久。此外，在歐債危機的“恐嚇”下，美國銀行業也難以在危急時刻施展拳腳——由于大量持有歐洲市場的公司債券，銀行業須為歐元區極有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做好準備。
相比之下，在房地產、汽車、零售和銀行等美國經濟傳統“復蘇龍頭”行業中，零售行業的前景相對可觀。
零售業的回暖更令人驚喜——在感恩節“黑色星期五”的紅火后，市場曾普遍認為圣誕季的購買力已被提前透支；沒成想，美國截至2011年12月24日當周的銷售額較上年同期增長14.8%，達440億美元左右，整個12月銷售數據也同比增長4.7%。
汽車業也可能有所起色。美聯社預計，因信貸寬松、低利率和需求釋放，美國汽車市場在2009年觸及30年低點后連續兩年回升，2012年可能繼續回升。美國汽車制造商將于4日公布去年銷售數據，預計全年轎車、卡車銷量將達1270萬輛，高于前年和去年的1150萬和1040萬輛，其中后者為1982年以來最低銷量；2012年，預計銷量達1380萬輛，接近1400萬輛的健康市場標準。
當然，考慮到本次金融危機負效應在全球各區域經濟體之間相互傳導的可能性，即使有了房地產業和銀行業的助力，美國經濟的復蘇腳步也仍將速度有限。歷史數據顯示，在以較快增長擺脫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總會出現一個相對緩慢增長的低潮期，除非有某個行業出現“井噴式”快速發展——比如，上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行業和本世紀初的房地產業。
事實上，早在入主白宮前，奧巴馬就已為美國經濟選好了這個復蘇的“加速器”。2008年11月，他公開表示，將在上任后下大氣力推動“綠色能源技術”的發展。這一選擇既避免了行業過度金融化的可能性，還有汽車業這一傳統行業作為重要載體，甚至還能通過技術革命的方式惠及整個實體經濟并夯實美國在技術創新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然而，新技術革命終究是難以設計的課題。盡管幾乎所有對于美國經濟中期前景的預期都要加上“排除一旦美國出現新技術革命的可能性”一句前提，但美國寄望綠色能源技術加速經濟復蘇的愿景仍難言會是大概率事件，倒是那些新技術相關行業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