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實實體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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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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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1 作者:記者 金輝 北京報道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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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報:實體經濟投入下降、非實體經濟特別是各種金融產品和房地產投資比重越來越大,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國際趨勢。這反映了怎樣的深層問題? 金碚:發達國家經濟已經越來越具有“金融依賴”性,即實體產業的活力和創新力不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實施“刺激”和“寬松”政策,實質是貨幣本位的腐蝕和財政紀律的松弛,以應對實體產業乏力的窘境。發達國家經濟的高度“金融依賴”必然對開放的中國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經濟也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金融依賴”的趨勢:例如,政府增大流動性供應以保持經濟增長、銀行和股市向企業輸血、企業靠非主營投資,如金融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獲得盈利、金融活動的獲利性遠遠高于實體經濟活動,而實體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經營卻感覺越來越困難,當陷入嚴重困境時又不得不依靠金融輸送來挽救,而且金融輸送必然產生副作用。所以,問題的實質是,什么產業能夠支撐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經濟參考報:當前中國實體產業特別是工業發展遇到市場需求的制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工業發展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將來得主要依靠第三產業推動經濟增長? 金碚: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實體經濟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其中,工業尤其是制造業仍然是未來至少10至1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領域。中國現階段,無論哪個產業的發展,包括城市化的推進,都首先要依賴于工業的支撐。中國的資源、環境、民生等重大問題的解決也都要依靠更發達和強大的工業。而且,中國工業自身的每一個產業都還有很大的升級和精致化發展的空間。 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第二產業仍將以顯著高于第三產業的速度增長,而且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將在三個產業中居首。只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第三產業一些領域的價格上漲,而第二產業產品的價格下降,才會在以現價計算的產出比例上表現為第三產業比重的顯著上升。 總之,應該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但這必須以更發達的制造業為前提和基礎。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必須以高技術的工業為物質載體。
經濟參考報:我國實體產業發展應該說一直領先于其他產業,發展至今,似乎已經碰到了天花板,要想進一步突破您覺得出路何在? 金碚:實體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面臨成本上升、資源約束和環境標準提高的壓力,但是,要應對這些挑戰又必須依賴于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和現代化。改革30多年來,工業率先改革開放,而其他領域改革開放長期滯后,這致使制造業的經營環境相對惡化。當前表現在工業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大多是由于其他方面的改革開放相對滯后所導致。特別是中小企業受到更大的壓力。有些地區發生“去實業”和“去制造業”現象,主要是由于產業間比較利益關系的變化對制造業的不利影響和實業經營環境不善所導致。 所以,保持持續健康增長的關鍵是優化實體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的路徑必須改變工業“單兵突進”的局面。做扎實、做精致實體經濟,特別是夯實先進制造業,是現階段中國產業發展的主要內容。 金融體制、財稅體制、勞動體制、投資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應加快改革,以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
經濟參考報:改革要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這的確非常重要。您認為改革的方向和步伐應該怎么把握? 金碚:必須進一步理清改革目標思路。要避免將短期性政策不適當地長期化,在應對危機過程中的有效政策措施,不應成為長期強化固化的體制機制。有些政策和制度是解決特殊問題的有效方法,但不是正常情況下可行的有效方法。如果誤將解決特殊問題的政策和制度認定為可以長期獲益的中國的“優越性”,很可能誤導市場化改革的正確方向。不能以更大政府干預來解決本身就是由過度政府干預所導致的問題,例如產業結構失衡、產能過剩等。也不可長期以頻繁高力度的政策手段來替代由體制缺陷所導致的矛盾和問題。 同時,必須建立有效合理的改革決策機制。要使中國改革向著正確的方向推進,就必須要有超越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決策機構,或者建立各利益集團進行公平公正博弈的正式規則。同前30年的改革不同,現在的改革決策正越來越異化為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而利益集團間的博弈又缺乏公平公正的規則秩序,所以,總是“強者”決定改革方向和內容。這樣的改革必然具有不合理的利益偏向性,難以保證所形成的體制機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所以,只有有效的改革決策機制才能決定合理有效的改革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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