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剛閉幕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新時期的金融工作，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這無疑是正確的判斷，而如何建立起認真合格的針對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要兩手抓。一，必須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二，同時改造目前的國有商業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這兩手少一樣都不能完成總理的要求。
　　道理簡單，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沒有針對市場，尤其是零售市場的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中國金融機構就不可能提供優質便宜的服務。
　　現代金融作為服務業，本身就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它之所以會有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內的虛擬經濟業態，從根本上也是來自實體經濟的商業交易要求。如資產證券化，就是改良實體經濟融資的最佳途徑，其虛擬經濟的成分，不是金融服務自我締結的商業結構，而是實體經濟融資交易的需要。再如期貨，像糧食種植這種事情，之所以會有期貨交易，也非金融憑空想象出來，而是來自實體經濟回避價格波動風險的要求，是因氣候、收成等最為實際的因素變化而產生的。
　　可以說，金融服務來自實體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以實體經濟為本，是任何一個健康金融體系的最基礎要求。但要做到這個要求，在全球市場范圍內按照獨立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經營模式看待中國金融體系，最需消除的是中國金融機構的日本病。
　　今年年初，摩根大通發布報告稱，2011年日本或將出現自1963年以來的首次年度貿易逆差。這個由日本創造的長達近50年的奇跡及其歷史，對中國來說有十分重大的警示意義。
　　日本的外貿逆差，日本產業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的地位旁落，是中國最容易出現的現象。因為中國制造是以人力成本低廉而獲得比較優勢的，世界范圍內中國制造的品牌和技術還不如日本，升級換代的能力更差。由中國制造帶來的中國外貿順差更容易大規模向海外轉移，從而導致溫總理擔心的產業空心化，導致外貿逆差。
　　盡管從物理空間來看，中國產業轉移可從東部轉移到中西部，但這些國內戰略轉移貌似有宏觀活力，其實不過是廣東模式（假如有）在中西部的復制，是中西部地區重復1990年代的廣東所做的經濟活動而已。這種戰略縱深能夠得以實施是中國強過日本的優勢，但這種優勢更可能是劣勢，從而可能導致中國東部產業空心化，而西部最后沒有能完成產業對接。因為中國制造的產業轉移，不是國內一個方向，而是國際和國內同時發生。中國西部此刻對接東部，在國際視野里看已毫無任何優勢，包括人力資源的優勢。
　　中國要避免在未來出現日本現象，未雨綢繆，當然要進行各種改革。金融改革最需要避免表面上為實體經濟提供專項金融服務，實際上以產能建設為目標，形成過度投資——這是中日接近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其結果是整個金融體系完全為政府的某些產業政策進行金融服務，而導致匯率、利率和貨幣投放的非市場化。
　　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日本，經常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利率、匯率都圍繞產業出口制定。眾所周知，1980年代末，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是增長乏力、漫長的“失去的20年”，現在日本終于可能出現外貿逆差。這是和它外貿導向的產業政策完全違背的結果。
　　中日金融體系的微觀經營也很相近。中日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是針對機構客戶的貸款，尤其集中在針對大機構客戶的貸款，而不是像歐美銀行那樣，集中在為零售客戶提供金融服務。
　　當然中日之間也有不同。比如，日本銀行的風險管理比中國還差的是大銀行和大機構客戶之間的交叉持股。
　　但這可能只是表面現象，而從本質上說，中國五大商業銀行的經營更為同質化，且股權高度集中在國家財政部。從金融體系對抗系統性風險的角度，中國可能因這樣的股權結構，出現更差的結果。因為國家以財政的角度持有商業銀行的絕對股份，豈不是國家財政在擔保商業銀行？這意味著政府站在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第一線，而商業銀行卻沒有國家儲備的后路了，盡管表面上看來，這樣的銀行規模龐大，擁有其他銀行沒有的競爭力。上世紀日本銀行的世界排名和中國銀行如今的排名都類似，都在世界最大、最賺錢銀行的前列。
　　有鑒于此，中國要想產生合格的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機構，就必須有獨立貨幣政策，和能夠以服務零售客戶為主的商業金融機構。這兩個標準同時建立，才能滿足溫總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