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您認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從哪些方面入手效果最快最好？
　　李培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2012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從2012年的我國發展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來看，我覺得應該在三個方面給予特別關注。一是農民工和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受宏觀經濟景氣和出口下滑的影響，一些出口導向的中小企業面臨極大的困難，這對就業會有較大影響，要采取各種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特別是扶持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小型微型企業發展。2012年大學畢業生將達到680萬人，報考研究生和公務員的人數都會達到新的歷史高峰。現在我國需要大量社區工作者，我覺得應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吸引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參與城鄉社區管理，全國有60多萬個鄉村社區和8萬多個城鎮社區，可以吸納很多大學生就業，要解決大學生進社區工作的身份和待遇問題，特別是開辟從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大學生中選拔干部的新渠道，不要造成百萬大學生擁擠到考公務員的獨木橋。二是進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設。中國的發展還是需要較快的增長速度，加大保障房建設是擴大內需的有效措施，要細化和嚴格監管保障房的建設和分配在投融資、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各個環節的工作，逐步解決城鎮低收入群眾、新就業職工、農民工住房困難。三是繼續推進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養老保險的覆蓋面的擴大，這也是與促進經濟增長相關的一項重要的擴大內需政策，要認識到拖得時間越長，建立覆蓋全民的保障網成本也越高。總之，現在解決經濟問題要與社會問題相聯系，這是我國進入新成長階段的一個主要特點。

　　經濟參考報：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不但與社會公平正義有關，而且與國家的擴大內需政策息息相關，您認為收入分配改革難在哪里？方向在哪里？
　　李培林：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處于絕對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狀況，實行市場經濟以后，在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逐步拉開。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的局面。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央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調節過高收入，杜絕非法收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宏觀調節政策，但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趨勢一直難以扭轉，并成為引發一些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也引起群眾對此的強烈不滿。近若干年，中央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跡象，如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7年快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連續兩年超過城鎮居民，但由于收入差距的基礎差異較大，差距的絕對數擴大的問題目前尚未解決。但我認為，現在收入差距的關鍵問題，固然有均不均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公不公的問題。解決公不公的問題，必然觸及現有的利益格局，觸及一些既得利益群體，這是改革的難點所在。但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發展方向，不下決心觸及現有的利益格局，為國家長治久安解決好分配問題，就會造成問題的積累，而且哪個社會階層都不滿意。

　　經濟參考報：改善民生與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密切相關，您覺得政府在這方面還應該有什么安排？
　　李培林：改善民生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民生的主要內涵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我們過去在溫飽階段說“民以食為天”，但當我們跨越了溫飽階段以后，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環境等就成為保障民生的主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再進一步說，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也是一種公共服務，這也包括食品、藥品安全和生產安全。中央最近一直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決策，要寓社會管理于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之中，要創新社會管理的機制，比如要改變那種依賴“創收機制”驅動社會管理的做法，這是引起目前很多扭曲社會管理行為的做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該歸市場的歸市場，該歸政府的歸政府，該歸社會的歸社會，這就叫社會秩序。在快速發展的時期，各種未預期的事故總是難免的，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事故都應當成為制度建設和完善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