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可能是中國告別數量型經濟增長、全面啟動痛苦轉型的關鍵之年；也是超越GDP情結、順勢切換到高值低耗經濟發展周期的過渡之年。中國無法隔離于持續動蕩的外部世界，而“內憂外患”恰是催生關乎中國下一個十年乃至二十年發展命運的戰略性改革方案的源動力。
　　2012，對中國來說，更值得期待。
　　在世界經濟熬過了異常詭異的2011年之后，有不少人將今年世界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概括為歐元會否解體以及中國經濟會否硬著陸。對于前者，至少到目前為止，誰也無法給出精準的預測。雖然愈演愈烈的歐元危機令“歐元之父”蒙代爾先生異常尷尬，但若將歐元體系的可能崩潰歸咎于浪漫有余理性不足的歐陸國家熱衷于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甚至簡單歸罪于蒙氏的這個理論，顯然不公道。畢竟，經濟學與經濟實踐從來都是講究約束條件的。當然，從這個角度來說，歐元區國家的確應該檢討。不過，退一萬步講，即便歐元體系今年真的崩潰，也遠非世界末日。只是歐洲人應該明白，金融主導國業已開啟的全球金融大洗牌，暫時是不會收手的。
　　中國經濟在2011年面對很多難題。首先是管控通脹消耗了央行的極大精力。筆者相信，在當今的世界范圍內沒有哪位央行行長樂意與通脹為伍，可現實是揮之難去的通脹卻在去年一年里持續不斷折磨著決策層與央行的神經。而隨著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后遺癥的集中發作，方方面面都在苦尋應對之策。有人干脆大罵“凱恩斯主義”，這就顯得有點非理性了。“凱恩斯主義”既非天使，亦非魔鬼。關鍵看決策者如何拿捏。筆者早在三年前就曾分析過，在政策調控中應盡力避免陷入“凱恩斯主義”的經驗思維，亟須著力提升政策投放的精準度和有效性。尤其是民眾熱望的就業與收入增長，理該是經濟困難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和立足點。如今回頭看，在本輪危機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的情況下，經濟復蘇絕不是一兩個經濟事件就能帶動的。甚至，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亦非應對危機的最優策略組合。更何況在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措施中，僅資產投資一項就占到90%以上，而用于支持社會福利設施和刺激消費增長的開支甚少。這又怎么能避免產能的過剩與資產泡沫的泛濫？而當去年第四季度以來經濟增速呈現放緩趨勢時，“保增長”一時間似乎又成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關鍵詞。
　　其實，從經濟發展的機理來看，經濟增長理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端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政府的適度干預是避免經濟陷入大幅衰退的必要條件，但歸根結底，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確保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環節。另一方面，既然促進發展模式轉變是今年中國經濟的第一要務，那么容忍經濟適度放緩便是理性決策的邏輯延伸。如果在刺激政策的負效應尚未消化的情況下，因為擔心經濟增速下滑而再度簡單對經濟“熱啟動”，只會加劇原本已相當嚴重的結構失衡。最終可能再一次錯過結構調整的時間窗口。
　　從這個角度來看，筆者以為，那些看空中國經濟的相關警告還真不能忽視：經濟內外失衡的中國，不僅既有增速難以持續，而且在當下愈來愈不確定的世界里，非常有可能成為下一次更大層級經濟危機的中心地帶。
　　千萬不要指望美、歐這兩個全球經濟穩定器在今年會趨于穩定。自我調整能力不斷下降的歐元區國家，其實是可以避免收到歐元死亡通知書的，前提是勒緊褲帶并重拾工業革命時期的進取精神；不過要早已習慣高福利的歐洲人轉變生活方式難度太高。依然是全球經濟老大的美國，其當政者在選舉之年，為了政黨與自身利益完全有可能再度祭出不負責任經濟政策。美、歐這兩個最大經濟體的諸多不確定，凸顯世界經濟要邁上復蘇之路是多么艱難。
　　從已有的跡象看，2012年可能是中國告別數量型經濟增長、全面啟動痛苦轉型的關鍵之年；也是中國經濟發展超越GDP情結、順勢切換到高值低耗經濟發展周期的過渡之年。中國無法隔離于持續動蕩的外部經濟世界，而“內憂外患”恰恰是中國啟動拖延已久的存量改革、進而催生關乎中國下一個十年乃至二十年發展命運的戰略性改革方案的源動力。
　　從中國既往系統性經濟改革啟動的時間窗口與政治周期的重合來看，盡管未必有嚴格的規律性，但最近二十年來每隔十年即有一個系統性重要文件的出臺卻是不爭的事實。再說，從下一個重大經濟改革方案出臺的理論儲備、操作經驗以及相關的倒逼機制來看，決策層啟動關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戰略性改革，眼下只欠東風。
　　依筆者之見，中國經濟的戰略性改革方案，其整體設計思路，似該確立適應結構調整的有效經濟增長速度，例如7%或者6.5%，并盡早啟動備受利益集團干擾的關鍵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例如，以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改革為突破口，切實化解民營資本的發展瓶頸，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以便給資本尋求更平等的投資機會。再進一步，在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應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和高質量的技術改造引領產業結構整體升級。假如能夠通過系統性的政策設計與有效的執行力將經濟增長的下一個周期建立在結構均衡的邏輯起點上，則中國經濟就能避免在增長的迷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