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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2011年，知名的黑龍江省五常大米迎來好光景，不僅質量好，價格也是節節攀升，最貴的一斤甚至賣到了199元。但五常市的許多稻農辛辛苦苦種出的水稻，賣給當地的加工企業每斤不到2元。
早在2010年7月，“五常香米”曾被曝光大部分是用雜牌米加香精熏出來的。當時輿論就質疑，當地政府的市場監管在哪里?現在，媒體爆出，大米企業利用霸王條款盤剝農民，暴露的還是同樣的監管問題——當地政府該管的沒管，不該管的卻管得太多。
據了解，五常大米90%為“訂單農業”，農民按照規定的數量、價格耕作、銷售，促成這種訂單出臺的，正是當地政府的相關調控措施。下發訂單的公司，不但包購、包銷，還壟斷了從稻種到加工米的全產業鏈，農民只有老老實實地照單生產，公司卻可憑借“居高臨下”的地位，單方面解釋訂單，聯手“憋稻”，讓農民的利潤少一些，自己的利潤多一些。
這些企業之所以如此神通廣大，有恃無恐，從根本上說還是機制所致——作為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五常市綠色食品辦公室的人員同時還是該市稻米產業管理中心以及大米協會的工作人員，一套人馬三塊牌子。
某位身兼三部門負責人的政府人士稱，這幾個機構的職能，是統一行使對稻米市場的引導和管理，帶領企業闖市場，維護企業利益。既然主管機構的“管”，維護的只是地方政府、企業和品牌利益，那又如何指望他們的“多管”，會有利于稻農收入的提高?
當地政府的初衷或許是為了扶持稻米品牌，通過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實現特色大米品牌利益最大化，“一套人馬三塊牌子”也是為了提高效率。可是，這種安排從思路上已有忽視產業鏈最底層的農民利益之嫌。在實際操作中，又會因主管部門兼項太多，“既當球員又當裁判”、“既當法官又當被告辯護律師”，從而導致相關政策和解釋向企業傾斜。
對大米市場，地方政府當然“該管”，但這種“管”，應集中在制訂公平的市場規則、維護健全的市場秩序以及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上。
如果地方政府能通過調整部門，規范市場，健全管理，使大米的產、供、銷形成良性競爭、有序循環，并對諸如“霸王條款”等行為加以制度性約束和制裁，以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就可以令產業鏈各環節的利潤分配逐步趨向合理。
同時，對于自己耕種的產品，農民也應享有議價的權利。如果單個農戶在價格談判中處于劣勢，作為創新社會管理的一種嘗試，當地政府應該支持、鼓勵和推動成立合作社等組織，保障農民參與大米的議價。如今“五常大米”已經闖出了牌子，有了更大的利潤，那么理應讓這樣的好事也輪到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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