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出席第三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時表示，目前評級系統對宏觀經濟起到了順周期作用，不僅造成波動加大，其事后調整的評級也擴大了事態惡化發展，中國應該減少對國外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
從某種程度而言，信用資本的力量早已超越金融資本、產業資本成為全球資本定價中心。評級機構的信用壟斷不僅加劇了全球信用資源在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分配失衡，也成為一次又一次危機隱性推手。
國際評級機構到底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在警示風險，還是在助長風險？這是金融危機以來人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多年來，發達國家均享受全球最高的信用評級，因此融資成本和違約成本相當低廉，這加劇了發達國家債務的過度積累，直至釀成危機。眼下，歐債危機驟然升級，一邊是歐洲國家頻頻救火，另一邊是所謂權威的信用評級煽風點火。美國信用資本的絕對壟斷，不僅讓歐洲在與美國債務資源爭奪戰中敗下陣來，也讓全球債權國與債務國的金融失衡變得越來越嚴重。
近三十年來，信用越來越成為全球資本流動、貿易流動、商品流動以及債權債務信貸資源配置的基石。擁有強大的信用資本成為強國不可缺少的重要標志。但是擁有評價信用資本的資格、擁有信用評級的話語權，在某種程度上比擁有信用資本本身更重要。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信用體系已經成為指引全球經濟體系運行的風向標，而以美國為主導的信用體系更成為全球價值體系的中樞。
美國既是信用評級業的發源地，也是全球信用評級標準的建立者。美國信用評級走過百年歷史，從早期的市場選擇和先天優勢到后來的政府推動，信用評級機構對全球信用評級體系的建立曾經起到過積極作用。然而，隨著信用資源占有的失衡，也加劇了信用評級對全球金融資源的壟斷。根據美國證監會2008年對NRSROs審查的年度報告，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機構壟斷了全球95%的評級業務和全球政府債券市場99%的評級份額，評價的范圍上到一國政治經濟環境、財政收支、債務狀況，下到一個企業的資信和經營業績，其市場定價功能也影響到全球的債券、信貸、股票、外匯和所有金融的交易價格，并加劇全球債權債務資源配置的失衡。
誰掌控全球資本市場的定價權，誰就掌控了全球資金的流向，這樣，信用評級就成為推動債務與債權資源配置的原動力。由于發達國家均享受全球最高的信用評級，因此融資成本和違約成本都相當低廉，這加劇了發達國家債務的過度積累，造就了債券市場的長期牛市。2010年美、歐、英、日四大經濟體總債務余額達到84萬億美元，約為其GDP的2.4倍，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家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2%。但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擁有全球3A信用評級（歐洲邊緣國除外）。
自從1985年美國從凈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凈債權國長達70年的歷史，海外持有的美國債券規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債券發行量占世界比重的32%。而當前美國外債余額已達14.5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債余額的24%左右。由于美國國債享受全球的金牌評級和“無風險資產”的美譽。近10年來，美國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債務再融資規模平均超過4萬億美元，10年間債務累積將近15萬億美元，信用評級對美國債務增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同時，評級機構也掩蓋了真實的債務違約風險。事實上，三大評級機構根本沒有將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真實價值及其幣值穩定性作為評級標準，而且也沒有對債務貨幣化這種特權方式違約作出客觀的評價。正是因為把美國國債當作全球的“無風險資產”，助長了美國債務的過度積累。到底是誰為美國的債務融資做出了“隱性貢獻”？可以說，全球貿易順差國的外匯儲備是主要的債務融資來源之一，這對于美元長期實際利率水平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2000年到2008年，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平均下降了40%，美國充分享有了全球低利率的價格紅利。
但是，對于債權人而言，各國的主權財富風險隨著美國債務風險長期化、債務貨幣化而同步上升。過去10年間，新興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總量從約750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1%）增至近6.3萬億美元，占比已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如果以黃金比價來計算，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坍塌至今，美元對黃金貶值近100%。特別是本世紀以來，黃金價格漲幅超過6倍，而美元指數貶值超過36%。美國債務海平面的繼續升高和美元的不斷貶值，讓各國真實購買力和主權財富面臨著重大損失。而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國家金融安全都被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長期的廉價美元和廉價資本將使得各國在痛苦的失衡中越陷越深。
因此，重建債權債務格局，改變越來越嚴重的金融失衡，除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還應打破國際信用評級壟斷。
